武汉合唱团

黄惠晴

日据时期，在抗战烽火之中，中国一个由一群热血青年组建的武汉合唱团，放歌南洋，曾经铸造了一段中国抗战史和音乐史上的传奇。

1938年，夏之秋组建武汉合唱团远赴南洋募捐救国，合唱团成员主要来自武昌文华中学和武昌希理达女中（现25中），这是两所百年老校，分别创建于1871年和1874年，音乐艺术是两个学校的传统特色。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81104226171/
一片歌从武汉来抗战烽火中组建武汉合唱团来源：长江日报   2008-11-04    长江周刊












一片歌从武汉来
夏之秋夫人陈先柄深情回忆武汉合唱团南洋募捐救国
1938年9月至1940年4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宣传抗日，募捐救国。这是抗日期间惟一一支赴国外宣传募捐的民间音乐团体。他们以武汉为起点，历尽千辛万苦，走遍星马山山水水，历时1年7个月，举办演唱会130场，发表演讲172人次，募集抗战救亡资金叻币230万元（相当于当时国币一千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巨大贡献。至今，“武汉合唱团”和他们当年演唱的抗日歌曲如《思乡曲》、《卖花词》等，仍在海外老华侨中广为传唱。
抗战烽火中组建武汉合唱团
一切演出收入概不经手
募捐演出感动了新加坡当局
70年前，当武汉一步步沦陷在悲壮而惨烈的抗战炮火中时，一支从武汉走向东南亚的民间演出队伍，以他们的勇气、鲜血、热泪和歌声，唤起无数海外华人侨胞一起投入到祖国抗战的活动之中，用他们独特的方式，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抗战进行曲。这支演出队就是至今仍在东南亚被传颂的“武汉合唱团”，团队的组织者，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夏之秋。
70年后，笔者有幸联系到夏之秋先生的夫人陈先柄。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陈老，曾在武汉生活多年，仍能说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她向笔者讲述了夏之秋与武汉合唱团南洋募捐的那段往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正在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就读的夏之秋，结束才进行了一年的学业，回到老家武汉，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冼星海、张曙、光未然等人都在武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夏之秋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音乐组组长，全面负责音乐方面的宣传活动。
夏之秋很快组织起汉口雅美乐团及武昌文华乐队两支歌咏队来，四处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这两支当时公认的武汉水平最高也最活跃的音乐团队，便是武汉合唱团的前身。
1938年随着战局变化，武汉危在旦夕。夏之秋与队员们几经商议，决定赴南洋宣传抗日，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武汉合唱团正式成立，成立之初，著名音乐家周小燕是核心人物，但她因为留学法国，没有参加后来合唱团的活动。1938年9月，26名多才多艺的博士、硕士、学士组成的团员，辞去了海关、银行职员、洋行经理、学校校长、教员等职位，带着一路歌声自费走向前途和生死未卜的南洋。
新加坡华侨潘国渠对于远道而来的武汉合唱团，曾经赋诗一首：“狂寇江山半壁颓，图存必胜是兵哀。鸡鸣海外天如晦，一片歌从武汉来。”
1939年元旦前，武汉合唱团一行抵达新加坡，团里三位领导夏之秋、黄椒衍、戴天道前去拜访当地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会长陈嘉庚先生。夏之秋代表武汉合唱团向陈先生表达来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祖国的抗战募捐筹款。并提出：一切演出收入概不经手，全部交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赈会）保管，合唱团在当地的衣、食、住、行全由筹赈会包干负责，对于这样的做法，陈先生非常敬佩，他通过他主办的《南洋商报》宣传说：“这些人不同寻常，他们大多是爱国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有各自的职业的，所以我们对他们要另眼相看，他们是爱国的……”
在1940年合唱团回国时，筹赈会给团员每人500美元旅费，但夏之秋、黄椒衍、戴天道却把他们的那份旅费和《歌八百壮士》在新加坡出版的稿费一并捐献祖国，自己只身拿着陈嘉庚写的介绍信搭便车绕道缅甸辗转回到重庆。当时见到夏之秋的周宝佑（爱国民族资本家周苍柏二女儿）曾说：“劳苦功高的夏先生回国时，一无所有，简直就像一个乞丐。”
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出的初期，日本驻新加坡领事到总督处提出抗议：“你们为什么允许中国这样的抗日团体到新加坡来？”新加坡总督（英国人）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也可派同样性质（民间自费）的团体来新加坡演出。”一句话说得日本领事哑口无言，讨个没趣回去了。
有一次在新加坡宣传抗日演出，会场很大，来的观众非常多，致使交通受到阻塞。此时警察局长（英国人）来现场视察，在会场上转了一圈，什么话没说就回去了。后来听说这位警察局长讲：“我从来没见到过华侨那么安静、那么守秩序。一个个洗耳恭听抗战歌曲，坐在那里有条不紊，也没有喧哗、扰乱！”正是华侨同胞这种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他，使他未加干预。
人物链接
陈先柄 1922年出生于浙江缙云，祖籍汉阳消泗沟。其父亲为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早年出任缙云县长。1928年，6岁的陈先柄随父亲回到故乡，家就在阅马场彭刘杨路口，直到1938年9月离开武汉。
1947年夏天，陈先柄考入当时的汉口广播电台。1949年5月，白崇禧要求电台南迁，她与丈夫夏之秋商量，决定不随电台南迁，而是留下来参加家乡建设。她与台里的几位留下来的同事一起，机警的保留了一台电台发射机。在武汉解放前的五六天“真空”期间，他们轮流值班，向解放军呼叫：“我们是武汉电台，欢迎解放军进城……”为武汉的和平接管作出了贡献。陈先柄在解放后的武汉广播电台工作了一年多，于1950年底转至汉口女一中任教员，直至1953年3月，奉国务院调令到北京中央乐团工作了33年，1986年退休。

①1932年武昌文华中学乐队队长夏之秋（后排左三）。 ②1938年离汉前，团长夏之秋、副团长黄椒衍、会计戴天道、事务股副股长曾庆骝签名。 ③1939年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为抗日募捐。指挥夏之秋（右一）、钢琴伴奏潘莲雅（右二）。


[ 本帖最后由 黄惠晴 于 2010-7-19 06:36 PM 编辑 ]

黄惠晴

http://www.chinaqw.com/node2/node116/node119/node155/node404/userobject6ai53370.html

武汉合唱团
   
    据爱国侨领陈嘉庚撰写之南侨回忆录，“武汉合唱团，初自他省提倡联络若干人，到诸重要区域演唱，鼓励民众抗敌救国，后来散而复招，诸团员有多省参加，迨至武汉重新组织，全团男女近三十人，故名曰“武汉合唱团”。（南侨回忆录，页80）
   
    于广州刊印之《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选辑》（页436）则谓上海一国立学院几位同学倡导，由爱国青年组成，于武汉失守后成立，故名“武汉合唱团”
   
    该团由陈仁炳领队，夏之秋任团长兼指挥。演出以歌咏为主，话剧为辅。主要团员为项坤、江心美、田鸣恩等。
   
    该团由武汉至广州、香港演唱，川资筹备自武汉。在香港时，派二代表与陈嘉庚接洽赴南洋演唱事。陈嘉庚大力支持，约定膳宿由筹赈会负责供应，团员每人每日零用费二角。
   
    武汉合唱团于1938年12月14日抵达新加坡。同年12月18日，于星华各侨团学校组织的欢迎会上成功试演，震撼性的演出，不只博得好评，亦掀起了爱国运动的初潮。12月22日，正式在首都戏院演出，连续八晚，每场皆爆满。稍后，在新加坡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三个游艺场轮流演唱三个月，再南下柔佛（应是在1939年三月间）、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霹雳、槟城。
   
    武汉合唱团全马巡回演出，处处掀起献金高潮。在森美兰知知港路边临时舞台演出时，由于献金场面感人，夏之秋团长和陈仁炳领队，热泪盈眶，双双在台上朝观众下跪，对华侨之爱国热忱表谢意。（这是一幅非常感人的画面，说法属实，希望知知港父老证实之）
   
    1939年前后一年多，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巡回演唱，筹得叻币二百多万元，可见海外华侨之支持力量多庞大。
   
    在集群校友祝贯中推动下，在集群总理（董事长)罗带慷慨支持下，1939年九月中,，武汉合唱团抵达煤炭山作盛大演出，演唱“保卫芦沟桥”、“松花江上”"全国总动员"、"同胞们”、“毕业歌”、“八百壮士”等十多首激励人心的抗日歌曲.。
   
    罗带及煤炭山联业巴士公司惠借车辆运载20多位合唱团团员由吉隆坡到煤炭山公演两晚。由于团员众多，舞台特由筹赈会主席罗带出资扩建。
   
    演出场地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演地方剧,煤炭山人称“大火船”的长型的建筑(今煤炭山马华支会会所隔邻地点)。
   
    煤炭山筹赈会青年部成员积极协助，理事黄学任招待员与服务员。今尚健在之高龄前辈刘华湘亦是服务员之一。
   
    集群学校师生亦客串演出。
   
    感人的演出,大大激发煤炭山人爱国情操.，侨领罗带、林春带头献捐。煤炭山前辈谓罗带在武汉合唱团演出期间，慨捐叻币五百元，集群高龄校友黄良学长(雪州八打灵华人义山理事会副会长)谓武汉合唱团先以激昂的爱国歌曲掀动观众的爱国情怀，才展开献金运动。在闭幕前，夏之秋神勇地挥动指挥棒，带领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一起合唱旋律激昂、气势磅礴的爱国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当号召献金时，观众争先恐后，当场认捐、或脱下金耳环、金项链，充分发挥了侨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历史性照片，摄于集群华小旧校舍前。参与欢迎武汉合唱团的一前辈甘冒牢狱之灾，以通敌的汪精卫相片覆盖其上，马来亚光复后，此相片才重见天日。
   
    前排坐者右12为已故侨领张兆13林春，14罗带、15矿公司高级文员陈俊元MBE），16邱佑。其他坐者为武汉合唱团团员。后排站立者右7为70年代马华主席，集群学校前董事长叶文松PJK。其他列席者计有：商人叶镜明、叶伯勋、廖寿泉、林文真、包工陈旺、张同、后排右2集群华小校长罗辉如。1939年煤炭山第三次大罢工领导者马共高层领袖罗常则不在镜头内，间接证实罗常曾出任煤炭山筹赈会主席一职说法不能成立。)

    (相片提供者：拿督汪佛生夫人、罗辉如校长长女拿丁罗少玲师)

   
    图中右边建筑物是40年代煤矿公司职员俱乐部（今煤炭山马华支会会所），左侧建筑物“大火船”就是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南岛剧团、前卫剧团演出场地。.在1945年八、九月间，日本投降，英军登陆前之马来亚苏维埃时期，马共掌控之青联会，工联会、妇联会办事处均设于此。光复后初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来亚退伍军人同志会之活动场所。1948年是煤炭山集群分校。)

oscarmastw

武汉合唱团不清楚！

不过我倒知道《南洋机工》！
谢谢分享资讯！

黄惠晴

《南洋机工》不清楚
武汉合唱团是周康告诉我的

黄惠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4adc7b0100b9pg.html



  巡演南洋  宣传抗战
    一九三八年年中，侵华日军向武汉进逼。八月，武汉合唱团在夏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作去南洋演出的准备，他们计划到华侨中去宣传抗战，为祖国募捐。临行前，夏先生等人受到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的接见，得到了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十月，武汉沦陷的前夕，由夏之秋先生任团长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离开武汉，经广州、香港去南洋，年底，到达新加坡，由此开始了他们在马来半岛的一年半的巡回演出。他们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当地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有力支持。在新加坡演出了几个月后，进入马来亚，沿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槟城，一直演到泰国边界的玻璃市。他们不但在城镇演出，还到华侨集中的农村去宣传。通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抗日爱国歌曲，通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战剧目，并通过照片展览、口头宣讲，向广大侨胞宣传了抗战，激起了华侨的巨大爱国热情。在一年多时间内，他们募集到大批款项，全部由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转交给了祖国。他们的演出有力地推动了华侨中的抗日歌咏运动。在他们到过的地方，华侨组织的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抗日歌曲在侨胞中广泛流传。
    在南洋巡演的过程中，夏之秋先生创作了不少歌曲。其中《思乡曲》和《卖花词》是影响深远的优秀抒情歌曲。
《卖花词》

先生買一朵花吧
先生買一朵花吧
這是自由之花呀
這是勝利之花呀
買了花呀救了國家
先生買一朵花吧 先生買一朵花吧
先生買一朵花吧 先生買一朵花吧
不是要你愛花
不是要你賞花
買了花呀救了國家
先生買一朵花吧
先生買一朵花吧

oscarmastw

《南洋机工》是中国抗战期间，南洋的华侨子弟回去中国參與抗戰，其中极大部份是学有專長的学生！
他们之中，许多都牺牲了！
最近中国开始宣揚国民党的正面抗戰貢獻，也宣揚了《南洋技工》的史实！还正拍著一套以此為題材的抗戰电视剧呢！不过还沒播出！

待找到更多资料，我会告诉妳！

黄惠晴

周康母亲当年也是武汉合唱团的一份子，所以至今周康还保留着一些母亲珍贵的照片。
感谢周康，让大家分享这一份美好的回忆。

黄惠晴

http://sgcls.zhongwenlink.com/news_read.asp?NewsID=3890 风雨南洋－－武汉合唱团团员陈蔚

文/桑叶

……

　　她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是在2001年5月她临终前的3、4天，为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在她的病榻前，看护告诉我她的心脏随时会停止跳动，希望我3分钟后离开。可她拉着我的手3分钟、10分钟……直至30分钟后，我们才不得不松开彼此的那只手。我一直注视着她依然清澈明亮的眼睛，用心记下了她最后的嘱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军侵华，魔爪甚至于伸向了东南亚。这是二十世纪亚洲最黑暗的一幕、华人最悲惨的一页。多少中国人、东南亚的百姓生灵涂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战争，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陈蔚，这位因抗日战争，和南洋结下不解之缘的上海女人；这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了三十多年教育事业的女性。当你在新加坡东海岸边，一座小公寓里面对着这位百病缠身、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提起抗日战争，她依然义愤填膺。
　　当年，为了抗日救亡，她义不容辞参加了武汉合唱团首次奔赴南洋向侨胞宣传抗日，为祖国的抗日筹款。至今她还能用苍凉、悲愤的声音激动地唱起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就是这位老人，1943年，在昆明她又毅然到“飞虎队”空军基地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
回忆六十多年前的风风雨雨，三度赴南洋的往事，老人家无限感慨：“多少年来，虽然我从来没有提过，可我也从来没有忘过。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在国难当头时，为国家做一点应该做的事，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战士。至于个人的事，那只能是一个‘缘’字就能了了……”
　　世纪之末，在老人家88岁时，才决定把珍藏了55年的两枚很有历史价值的“飞虎队”徽章，送给新加坡历史博物馆。这两枚小小的徽章记载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往事；也记载了这位老人的一段闪光的历程；其中也融入了中美人民并肩作战的友情。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段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一）

　　陈蔚，1912年生于杭州的西子湖畔，清波门蔡官巷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陈志方是中国交通部的公务员，同时也是一个在上海有资产的实业家，母亲徐贤是一位名门闺秀。陈蔚是家里六姐弟中的长女，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父亲乐善好施、豁达正直，庭训中把忠、孝、仁、义放在首位，推崇“精忠报国”。书房内，还有一些自己写的的条幅格言像“没有国，何以家”、“积财不如积德”等。
　　他不仅以此来教育孩子，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薪水养家，让孩子们过俭朴的生活。把在上海“普益习艺所”内办的布厂、绸厂以及振宇牙刷厂赚的钱，在上海成立了“爱仁善会”，夏天施药、施棺材；冬天施米、施棉衣，并且在上海曹河径买了墓地安葬这些无家可归，无人收尸的穷苦人。
　　在父亲的熏陶下，陈蔚从小就刻苦努力，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对家庭、对社会、乃至对国家的责任感就是这样渐渐地培养起来的。陈蔚大约5岁时举家从杭州迁回上海斜桥的祖父家，在上海父亲把她送入万竹小学，后又就读于清心、惠中教会中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陈蔚就开始教小学。17岁时在民立女中白天教书，晚上到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读夜校。
　　1935年以优异的成绩在南京通过全国特种会计考试。这项考试非常严格，只有48人通过，陈蔚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接着她被安排在南京中央交通部下属的“电政管理局”做会计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遭到日寇的轰炸。陈蔚随交通部撤退到武汉，就在开往武汉的船离岸时，遥望南京城硝烟弥漫、火光闪闪，不久便听到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据有关记载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大屠杀，杀害了约30万人）陈蔚悲愤交加，便在战乱中的武汉，毅然决然辞去了交通部“粤汉铁路会计处”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她的上海同乡陈霞影一起参加了为抗日救亡宣传、筹款的武汉合唱团，从此走上了浪迹南洋的战斗历程，踏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归路。
　　1938年，合唱团接受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邀请，由宋美龄出面帮助筹集资金，自费（注1）南下到新加坡、马来亚巡回义演，筹款支援中国抗战。
　　以夏之秋（注2）为团长，一行二十六人。据陈蔚回忆，出发之前全团曾宣誓，内容大概是全体团员没有薪水、没有任何待遇；全团不分上下、人人平等；一切收益交公，个人不准收受礼品、纪念品；不谈恋爱、牺牲个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就这样，他们背起简单的行囊，每人配备一张行军床，在敌机的轰炸下、在逃难的人流中，他们的抗日歌声、演讲声激励着民众、鼓舞着斗志。那铿锵有力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以及团长夏之秋创作的著名抗日歌曲《歌八百壮士》、《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歌声，足以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
　　他们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路经香港，在香港演出期间，他们住在铜锣湾圣玛利亚教堂，女团员睡在教堂的讲台上，男团员睡在讲台下，以布幕隔开。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女高音周保灵和演员郑秋子，仍然义无反顾地在香港加入了这个战斗的团队。

   

黄惠晴

（二）　　1938年12月武汉合唱团来到新加坡，受到陈嘉庚先生的热情接待，并派刘牡丹、潘国渠（潘受）和黄奕欢代表筹赈会安排他们的生活。陈蔚清楚地记得他们被安置住在广东民路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在新加坡的膳宿由筹赈会负责，团员每人每天还发给零用费两角。
　　在新加坡的演出大受侨胞的欢迎，连续数月除了在快乐世界体育馆、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首都戏院、维多利亚音乐厅、政府大厦前广场等场所演出外，还到全岛各地的市区和乡村的空地搭临时舞台，演出盛况空前，场场爆满，甚至有些爱国侨胞，合唱团到哪里演出，他们就跟到哪里，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摇旗呐喊。
　　最令陈蔚难忘的是，在1939年除夕晚上的一次表演，当合唱团正在演唱夏之秋团长作曲，戴天道填词的《思乡曲》：
月儿高挂在天上，
光明照耀四方，
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
记起了我的故乡。
一夜里炮声高涨，
火光布满四方，
我独自逃离了敌人手，
如今到处流浪。
故乡远隔重洋，
旦夕不能相忘，
那儿有我高年苦命的娘，
盼望着游子返乡。

团员们都是离开故土、辞别亲人浪迹天涯的人。想到被日本鬼子蹂躏的家乡，逃难在外甚至失去音讯的爹娘……个个悲愤难当、呜咽抽泣，再也唱不下去，夏之秋的手也在颤抖，再也不能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竟然停了下来。台下侨胞在歌声、泣声的感染下，想起了受难的祖国，想起了远在祖国的亲人也凄然泪下。
　　就这样，合唱团所向披靡，一首首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进行曲》；一曲曲柔情满怀的《赠寒衣予负伤将士》（何香凝词）、《松花江上》……这歌声，就是号角！就是战斗的檄文！抗日救亡牵动着每一位海内外中华赤子的心。观众当场慷慨捐款，尤其当合唱团的团员一边唱着，由本地筹赈会潘受先生作词的歌曲《卖花词》
先生买一朵花吧！
先生买一朵花吧！
这是自由之花呀！
这是解放之花呀！
买了花，
救了国家。……
　　一边到台下给观众献花（团员门自己做的纸花）时，观众踊跃捐款、争先恐后的场面，简直是不分男女老少一股脑儿地将大钞、小钞、铜板……送到筹赈会的捐款处的情景，让团员们激动不已。真是有钱的侨领捐大钱，没钱的侨民捐小钱。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位朝不保夕的老年叫花子（乞丐）当场拿出很多铜板，他还很气愤地说：“这是我的棺材本，捐给日本人钉棺材……”；陈蔚也忘不了，在吉隆坡义演时，一位名叫陈永的有钱富商，不仅几乎每次都带领全家大小到场观看演出，而且独自就捐了一架飞机。
1939年4月，合唱团结束了新加坡的义演，奔赴马来亚。他们沿着柔佛州北上，足迹遍及柔佛、森美兰、雪兰莪、巴生、彭亨、霹雳、槟城、吉礁、玻璃市的城市和乡镇。在乡镇义演时，没有戏院，便在空场、草坪上搭起临时舞台，往往是演出的时间还未到，男女老少便从四面八方涌来等候观赏。每每谈到义演的热烈场面，陈蔚便感慨万千。
　　陈蔚对音乐的热爱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她一直是教会学校唱诗班的成员，进入武汉合唱团后，在团长兼指挥、著名音乐家夏之秋先生的教练下，陈蔚唱女高音。
　　在团里，项（方方土）是话剧组主任兼导演，演出的剧目有自编的《逃亡到星洲》、《人性》和《三江好》，也演出《雷雨》并和当地业余话剧团联合演出《前夜》等。《逃亡到星洲》是项（方方土）根据抗日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改编的，由郑秋子饰演父亲，陈文先饰演女儿。当时，团里最年轻的女高音江心美独唱《松花江上》也深受观众欢迎。
　　每到一处义演，就有学生、青年要求签名留念、记得在新加坡九龙堂住时，签名册每天堆得小山高，团员们经常流水作业签名到深夜；每到一处义演，华人社团以及侨胞在各地成立的筹赈会赠送的锦旗、纪念品（团员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收受纪念品）不下五百件。其中锦旗最多，上边绣着“正义呼声”、“乾坤正气”、“大汉之声、“树之风声”、“民族呼声”……充分体现出，东南亚各地华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
　　演出中间，团员们和筹赈会的侨领轮流上台演讲。每当陈蔚上台痛斥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同仇敌忾，观众不禁振臂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时，她往往是热泪盈眶、无比激动。合唱团的全体团员就是这样长年累月、日以继夜，艰苦卓绝地奋战在这条无形的抗日战线上。
　　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各地华侨为抗日救亡捐款一浪高过一浪，尤其在乡镇义演时，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普通华侨，争先恐后掏出钞票和铜板，脱下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一些没有戴首饰和现款的人就报名认捐……气氛激昂、场面动人。有一次，筹赈会负责人和夏之秋团长感动得竟跪了下来，代表前线抗日将士和受难同胞，向东南亚侨胞致以深切的谢意。
　　为了多筹募一些义款，在得到陈嘉庚主席的同意之下，夏之秋团长把合唱团所唱的抗日歌曲灌录唱片、编印成册，很多侨胞争相购买。
　　一时间，抗日歌曲风靡新、马。像脍炙人口的《长城谣》“……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歌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起来，全中国的同胞，把抗日救亡的旗帜，高高举起……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愤怒的歌声，正义的呐喊响彻东南亚。
　　1940年4月，新、马乃至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武汉合唱团不得不终止再到印支半岛、以至欧洲、美国的计划，结束了在新、马1年零5个月的巡回。这期间，他们义演数百场、共筹得叻币200多万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当时，一名记者的月薪大约只有四、五十元。这些义款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负责交给了中国）。
　　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陈蔚都无限感慨：这些支援祖国抗日的捐款，点点滴滴都蕴含着南洋侨胞思家、思乡、思国之深情啊！没有千千万万侨胞的支持；没有陈嘉庚主席的亲力亲为；没有筹赈会的全力以赴的安排和领导，武汉合唱团不可能在南洋，为祖国的抗日作出如此有影响的贡献。
合唱团解散后，团员们陆续从新加坡返回中国，由于团员陈霞影在吉打（马来亚地名）病倒，住在当地一名医生家里，陈蔚留下来照顾她。陈霞影康复后，两人一同回到新加坡时，筹赈会黄奕欢先生告诉她们，团长夏之秋不肯接受筹赈会500元回国的路费，他表示这是侨胞们捐给抗日救亡的义款，拿了这笔钱，国家就少了这笔捐款。当时局势吃紧，陈蔚和陈霞影合拿了500元买了两张回上海的船票，留下500元托筹赈会交给夏之秋作路费。可是夏之秋还是不肯拿这笔钱，而且把自己编词作曲的稿费也捐了出来，陈嘉庚先生只好写了一封介绍信，拜托各方让他免费搭船、乘车回返重庆。
　　年近九十高龄的陈蔚提起此事，仍然对当年武汉合唱团的坚强支柱夏之秋团长，推崇备至。就是这些中华优秀儿女，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震动南洋的爱国壮举，偕同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胞，为支援祖国抗战的无私援助，共同谱写了一曲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抗击日寇的正气歌。
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根基。

黄惠晴

（三）

　　1940年年初，陈蔚返回上海时，上海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陈蔚和陈霞影以及她们的家人，担心她们暴露作为抗日分子的身份，只能隐姓埋名呆在家里，那时找工作还要证明，所以也不敢出门找工作。
　　就在这艰难的时刻，她们在马来亚巡回义演时，在怡保结识的一位上海同乡，也是那时接待武汉合唱团的怡保筹赈会的妇女部招待主任，团员门都亲切的叫她大姐，她的丈夫吴毓腾先生是马来亚教育部的总视学官，邀请她们到马来亚教书。
　　回到上海不到一年的陈蔚和陈霞影，1941年1月再度连袂到马来亚教书，陈霞影在怡保教小学，住在吴毓腾夫妇家。陈蔚则到太平华联中学当教师。陈蔚非常喜爱太平这个风光秀丽的小地方，太平湖又酷似她出生的杭州西湖，景色宜人。
　　只可惜好境不长，1941年12月日寇丧心病狂，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战火蔓延到东南亚，12月8日，日寇在马来亚的吉兰丹哥打巴鲁登陆。学校通知教职员立刻疏散，陈蔚在学生帮助下搭上了逃离太平的汽车。一路上饱尝敌机轰炸的惊险，看到炸死的难民横尸遍野，就这样几经周折逃到了怡保。
　　在怡保找到了陈霞影，她们便一同住在吴毓腾夫妇家。这时，危在旦夕的怡保也遭到日寇狂轰滥炸。她们在逃离怡保时，遇到警报躲在马华鞋厂后边的橡胶林里，又一次亲眼目睹了日军扔燃烧弹、炸休罗桥，在机枪扫射下难民们纷纷倒下的惨景……
　　吴毓腾夫妇带着6个孩子、吴先生妹妹一家5个孩子、副总视学官王先生（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夫妇和儿子结伴，带着陈蔚、陈霞影一起逃到了一个叫甲板偏僻的小地方。这时，用以逃难汽车的油所剩无几。就在这个生死悠关的时刻，吴毓腾夫妇认为马来亚沦陷在即，陈蔚、陈霞影两人的抗日身份最为危险，又是两个年轻女子，更令人担忧。坚持要送她们到马六甲，并委托那里的朋友送她们回国。
　　陈蔚看着这几家大小，在这兵荒马乱之中，一滴汽油就像一滴血那么贵重，再三推辞……但是终于被吴毓腾夫妇的真诚所打动。事不易迟，吴毓腾毫不犹豫地立刻开车将她们送到了开往马六甲的火车上。就是这一段危难中的真情，不仅使陈蔚逃离了日本人的虎口，也使陈蔚日后结下了半生美满姻缘。
　　谁能料到，火车开到中途，一个叫大巴的小站，陈蔚看到正在仓惶撤退的英军轻重伤员，景象凄凉、惨不忍睹。她正要帮助照顾伤员，不想负责撤退的高大威猛的英国军人，却是她们在马来亚义演时，认识的麻坡警察长。那位曾经把合唱团女团员叫‘小老鼠’，团员们又昵称他为‘干爹’的和蔼可亲的老警察长。‘干爹’告诉她日本人马上要下来了，马来亚决不是久留之地。而且慷慨的把两只‘小老鼠’闪电般带到了新加坡，住进了汤申路，从马来亚撤退到新加坡的英国人眷属的驻地‘干妈’家。
　　‘干爹’立刻找到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先生，请他安排送陈蔚、陈霞影两人回国。但是，高凌百表示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干爹’一家在英国政府安排下，全体撤到澳洲时，陈蔚她们又找到了一位义演时结识的中国旅行社主任秦先生。秦先生非常热心，同时认为武汉合唱团为抗日做了那么多事，作为公众人物，认识她们的人那么多，留下来太危险了。
　　终于，在秦先生的鼎力帮助下，搭上了大概是新加坡‘日治’前，离开新加坡的最后一条船。这本是一条开往仰光的货船，原计划带100华人离境，已经超到104人，陈蔚两人又是额外，所以只能自带帆布床、干粮上的船。
　　船刚离岸，就传出丽的呼声电台，播音员励燕播报的新加坡油库被炸的消息，远望渐渐离去的新加坡岛，一片火海……
　　轮船在开往仰光的途中，陈蔚从和英籍船长的交谈中，得知日本人已经在仰光登陆，船已经无法按原定航线航行，只好改变方向开往印度。同时又得知，轮船处境极其危险，前后都有船只被鱼雷炸沉……这位船长的任务，就是为了轮船航行的安全，日夜监视海面四周的情况。陈蔚伫立在这位勇敢的船长身边，默默地遥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只有祈祷上帝保佑全船人平安。
　　战争带给人民的是什么？！命运又将是什么？！为什么总也逃不出战争的魔掌？！顿时，陈蔚觉得眼前一片迷茫……
　　和她同船逃离的还有老友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庆幸的是，他们又一次逃过了劫难，轮船终于平安抵达印度港。
　　乘客由印度华商商会安排，陈蔚和陈霞影却被中国驻印领事馆接到了副领事陈以源家中。原来陈副领事，在吉隆坡任副领事时，接待过武汉合唱团，对她们演唱的抗日歌曲印象极深，得知她们途径印度，一定请她们到当地华侨中学演唱。当陈蔚得知印度的华侨也在为祖国的抗日救亡筹款时，便答应以个人名义参加义演。至今她还记得她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当唱到最后“……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时，全场掌声雷动……
　　哪里的老百姓不痛恨侵略战争啊！陈蔚在陈领事的帮助下，并且资助了她们飞机票，就这样她们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乘飞机回到了昆明，二度回到了祖国怀抱。
　　这“八千里路云和月”啊！陈蔚沉思片刻说：“谁说他乡无亲人，其实，华人是最有情义的，最讲正气的。在国难当头时，自己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想不到走到那里，都有人相助，得到如此厚爱，真是今生有幸啊，来世真想再做一回华人……”           
          (四）
　　1942年，陈蔚又回到交通部，在重庆招商局会计处做会计。1944年陈蔚她精湛的会计业务，熟练、流畅的英语，进入位于昆明的飞虎队总部的工程部担任秘书兼会计。
　　据陈蔚回忆昆明飞虎队基地很大，有上百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她的工作是负责一位军官的帐目和打字之类的秘书工作。
　　那时，从珍珠港事变后，美国以参战国名誉，将1941年8月1日以空军志愿队形式成立的飞虎队，改编为中国战区的特别空军部队，仍由陈纳德将军指挥。抗日期间飞虎队在空中击毁许多日军飞机，在保卫滇缅公路运输线以及抵御日军飞机入侵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陈蔚在工程部，上司巴顿先生是工程师，对下属和蔼可亲。美国朋友也很尊重女性，友善、有礼貌，陈蔚干得很开心。据陈蔚回忆空军基地装备精良、几乎所有的物资都是从美国空运，甚至于连食品也是从美国运来的，各种物品供应非常充足，生活条件优越。尽管日军经常在昆明狂轰滥炸，那怕炸弹落在基地附近，可飞虎队的军人和后勤人员工作有条不紊，个个坚守岗位。
　　当时处在战争状态，飞虎队的组织以及军事力量都是保密的，飞虎队的军人进出基地的机场都佩戴徽章，飞鹰设计样式的是飞虎队的徽章；建筑物设计样式的是工程部的徽章。
　　陈蔚由于是在办公室工作，所以不需要佩戴徽章。巴顿队长就特别送给她两枚做纪念。谁知，这两枚精美的徽章，陈蔚竟保存了55年。这不仅是对她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的纪念；也蕴含着她和飞虎队的战斗的情谊。
　　在陈蔚记忆的长河里，她不会忘记1945年8月16日日本人投降，和飞虎队的朋友一起庆祝胜利的欢乐时刻。就在她的上司到上海协助接受日军的江湾机场时，帮助陈蔚带信到上海。热情的美国朋友并没有把信投进邮筒，硬是按信上地址找到陈蔚家，方知陈蔚的母亲在抗战的煎熬中，已经病逝了。
　　那时飞虎队已经解散，巴顿队长已经到了南宁，准备从南宁飞回美国，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巴顿为此立刻折返，回到昆明安慰她，并且第一个把她送回了上海。
　　陈蔚更忘不了1990年，当年的抗日战士，都已经进入麾麾老年时，巴顿夫妇还不远万里从美国到新加坡来看望陈蔚，巴顿队长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会讲流利英语、工作一丝不苟的得力助手－－露易丝.陈（注3）。
　　在生死悠关的战争岁月结下的友情，是不分国界的，真是没齿难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