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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6 0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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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高教危机根源：种族化与市场化
发表于 2018年3月21日早上8点53分 | 更新于 2018年3月21日晚上7点34分
马来西亚教育体制的素质，从小学至大学各个阶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评论：“教育普及，素质低落”。论普及程度，小学和中学已是十二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达到机会遍布的情况，若论教育品质则处于全球中下位置。
不过，我国高等教育之发展不失特殊和弔诡意义，它虽然在水平和素质上并无卓越之处，政府却刻意将其打造成本区域的高等教育中心，政策初衷不在于推动知识和科技的进步，而是让教育产业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环，不意竟然还有一定成效，使我国成为东南亚内高等教育最具自由化和商品化的一员。尽管如此，由于体制和方向上问题丛生，高教发展充满危机和困局，对人才素质和产业升级的负面效果已经浮现，为国家竞争力带来莫大影响。
研究过大学发展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指出，人类过去一千年历史说明，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当今科技与经济快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观念和知识，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中下等的位置。”（丁学良， 2004）
姑且不论马来西亚有无可能出现一流大学，就现代大学的功能而言，我国的大学与现代综合型大学应有的理念和功能，都还有一段距离。西方综合型大学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优质的教学，以教化国民心灵 ；二是卓越的研究，以探索知识和智力 ；三是专业的训练，以满足社会需求。要达到以上功能，一所大学在精神和气质上就必须做到开放包容，自由宽阔，实现宇宙之美。我国的大学，还远远做不到。
马来西亚现代大学的肇建有六十余年历史，但至今未能建设起一两所在本区域内备受尊重的大学。综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深受两个问题困扰，一是大学种族化，二是大学市场化，导致学术生态和教育质量面容模糊。近年政府意识到两者危害至深，有意匡正，但恶质的结构性传统不易铲除，既得利益也根深柢固。未来若不能摆脱这两个干扰，将继续在中低水平之间徘徊浮沉， 难望卓越成就。
我国高等教育史几乎与亚洲主要国家同步开始，但现代大学的建立，却起步较慢。英殖民政府早于 1905 年就在新加坡设立英王爱德华七世医学院（King Edward VII College of Medicine），1928 年又成立了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
当局在二战后成立 Carr-Saunders 委员会，评估高教发展，同意在这两所学院的基础上，成立马来亚大学。1949 年马大成立，校址设在新加坡， 十年后另在吉隆坡设立第二校园。不过，两地政府后来认为，有必要把马大两个校园独立分家，于是 1962 年 1 月 1 月新的马来亚大学在吉隆坡成立，新加坡校园则改称新加坡大学。由此可见，在马来半岛上现代意义的大学要迟至 1950 年代末才出现。
早期的马来亚大学，如同英殖民政府设立的香港大学一样， 精英导向，培养少数社会治理所需的技术人才和行政官僚，不以研究学术和钻研知识为目的。由于招生名额少，受录取者多为优秀尖子，教授虽不偏重研究，但学风优良，校园维持英式传统， 崇尚自由宽容。
但是，马来西亚独立后日渐面临社经矛盾、贫富悬殊和族群冲突，校园外的社会动荡不可能不波及大学氛围，最终影响到高等教育走向。最大的冲击来自 1960 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与五一三族群冲突。1969 年全国大选期间，马来族学生在各地巡回演讲，在群众大会上批评联盟政府的政经方向。大选后吉隆坡爆发五一三族群暴动，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被迫下野，巫统少壮派领袖拉萨在 1971 年制定“新经济政策”，为建国策略和教育政策带来巨变。
新经济政策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解决马来人的贫穷与社经状况低落，确保马来人在国家政经体制各个关键位置的支配地位， 巫统的少壮势力主张保障马来人的大学教育机会。为此大学的种族化风潮随之开启。
在新经济政策之前，马来人大学生人数甚少，政府为扭转非华人学生偏低现象，从 196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采取两个步骤增加马来裔大学生人数。首先是增设大学，在 1969 年创办理科大学，1970 年成立以马来文教学的国立大学，同时把一些历史悠久的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例如沙登农学院在 1973 年升格为农业大学（今博特拉大学前身），1975 年国家工艺学院升格为工艺大学。
第二个步骤，则是变更大学的教学语言，从英文改为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学，让马来文中学毕业生可以顺利衔接大学教育。政府根据《马吉报告书》建议，大学不以学业成绩为标准，按种族的人口比例作为收生根据，从 1971 年起实行种族配额（quota system，俗称固打制）。结果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占七成之多，进入 1970 年代后逐渐减至三成左右，马来族学生则大量增加。
原本根据种族配额的协议，本地大学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比例是 55 : 45，通常马来人都超过 55% 的比例。其中一个原因是， 政府把出国留学的非马来人，也算在大学就读人数中，故需要增加马来人的入学人数。据第三、四、五大马计划的资料，1970 年马来大专学生占 53.7%，1975 年是 71.3%，1980 年为 73.3%，1985 年则是 75.5%。
虽然马来人大学生骤增，但他们就读的科系却偏向马来研究、回教研究等文科，而理科和工科的人数甚少，令政府颇为担心。根据《马吉报告书》的资料，1970 年本地大学毕业的 493名理科生中，马来人只有 22 名 ；71 名工程科系毕业生中，只有1 位马来人 ；49 名农科毕业生中，马来人占 15 位 ；而 67 名医科毕业生中，马来人仅有 4 位。
政府认为，如果任由马来人选读科系不平衡的现象发展下去，不只妨碍马来人的技术和工艺能力， 也会影响新经济政策下马来人在各领域的主导地位。为此，政府也力求各科系的马来族人数，都符合族群配额。
种族政策斫伤大学素质
国立大学不按成绩择优收生，必然对教育素质造成致命的打击，这种恶果慢慢浮现。首先，大学收生门槛降低，在教学和考试上也得降低要求，但对学术水平最大的伤害，则是学术人员的遴聘和职等升迁，也受种族因素干扰，近亲繁殖屡见不鲜，损害专业尊严和引致人才出走。由于授课语言逐步改用马来文，不利于国际交流与发表，教材和读本的马来文翻译本也跟不上需求。加上学术规范尚未健全，学术风气惰怠不彰，逐渐难以跟国际前沿互动。
据统计，马来亚大学在 1999 年至 2009 年的十年内，在 SCI和 SSCI 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 3,440 篇，仅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后者同期发表论文 10,400 篇。可是香港科技大学拥有大约 400 名学术人员，而马来亚大学 2008 年的学术人员则是 1,918 名。（Hena and Poh, 2011）
在治理和行政上国立大学日益种族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化，导致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益发严重。校长由官方任命，任期 3年，但流动性高。1962 年至 2010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共有 5 位校长，都由知名学者出任，同一时期马来亚大学则有 10 位校长， 当中不全是有名望学者，包括两位非学术性的高级公务员，其中数人只任 3 年，有两位连一个任期都没有做完。委任国立大学校长也有种族和政治考量，没有出现过华裔的大学校长。
政府一方面用种族配额压缩非土著的入学机会，另一方面则增设马来人专属的大专学府，形成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玛拉工艺大学（UiTM）履行了这个政治功能，该校只录取土著，前身是乡村与工业发展局（RIDA）的职业训练中心，后改称玛拉学院，是土著人民信托局（MARA）的单位，1999 年升格为大学。
论学生人数和校园规模，该校可称为全国最大的大学，除了莎亚南总校外，还在各州共设有 13 个分校和 21 个卫星校区（satellite campuses），2015 年的学生人数近 17 万人。前雪州州务大臣卡立在 2008 年建议开放 10% 学额招收非土著，很快遭到反对。
其他机制上也出现种族隔离安排，如教育部所设的寄宿中学，以裁培马来学生进入大学理工科为目的，不开放给非马来人。国立大学另设立大学预科班（matriculation），只偏重招收马来人报读，造成大学收生轨道不一致。
国立大学掀起种族化风潮，形成机会不平等现象，马上对社会的集体心理产生冲击。首当其冲是华人社会，既感受强烈的升学压力，也对社会流动受阻而沮丧。种族矛盾没有因扩大马来人的入学名额而得到舒解，反而激化族群之间的心结，影响一部分非土著的国家认同。1970 年代出现独立后第一波中产精英移民潮，以华人占多。许多马来人以种族配额进入大学，却没有增加他们的信心和竞争力，高等教育的机会偏差和不平等，最后转化为政治力的矛盾。
1970 年代初的学生运动，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面的，事后政府延缓国立大学的发展步伐。第六间大学北方大学，迟至1984 年才成立，且设在远离首都的吉打州新笃。但是，随着1980 年代我国进入工业化发展，吸引外资前来，开始感受到人力资源匮乏，尤其在专业和技术领域缺乏人才。
本地大学经历十余年的种族化氛围，校风丕变，学术水平明显下滑，学额也不足以应付人口增长需求，政府开始寻求因应策略。政府在 1990 年代加速建立国立大学，目前已达 20 间，但种族化政策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则是新辟途径，推动私立教育和市场化，使马来西亚高等教育迎向新局面和新冲击。
高教的商业化与产业化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 年的数据，马来西亚只有29.9% 人口有大专学历，相对新加坡的 46% 和泰国的 41% 都来得低，比起韩国 89% 更是距离甚远。高学历人口多寡，对经济和科技水平有直接影响。1970 年时韩国的人均收入还落后于马来西亚，但 2005 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马来西亚的三倍多。（IMF，2009）
80 年代大部分非土著出国接受大学教育，为政府带来莫大的政治压力，加上 1985-86 年经济不景，留学支出造成大量外汇流失，因此马哈迪政府开始让高等教育松绑。但他的松绑是以当时西方风行的新自由主义去解决问题，运用市场和社会去满足高教的需求，而不是由国家大力承担。在政策论述上则以高等教育的自由化和私营化为名，试图由社会力协助国家填补角色。在政治上，也以此解决非土著对大学教育的焦虑与渴望。
事实上，我国自独立后就有私立院校存在，但主要是提供基础的职业训练，如会计、秘书、电子等课程。早期我国受英国传统影响，高等教育向来由国家主导，加上族群和语言分歧等因素，不轻易由社会力量介入。华人社会在 1970-80 年代曾要求创办华文大学，以违宪为由遭拒绝。1980 年代中后期，政府逐渐开放私立学院开办文凭和双联课程，以营利为导向的私立学院才蔚为风气，初期这些私校多为华人资本，采英文教学，很大程度舒解华人不满情绪。
1996 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通过后，进一步规范私立院校的成立和升格事宜，私立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和资本化出现高潮，其时也是私立教育获利的高峰年代，个别在商业上成功的大学还能挂牌上市。根据高教部数据，到 2017 年已发展成 46 间私立大学，30 间私立大学学院，再加上 398 间学院，9 间外国大学的本地分校，合计共 483 间私立大专院校。对人口只有 3,300 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数量不可谓不多，收生人数已经超过国立大学。
由于国内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导致高教入学率和劳动力中拥有大专学历的数字都是偏低。1990 年代，马来西亚只有 7.2%在大学年龄层的人口进入本地大专，同时期的阿根廷是 35.8%，韩国是54.8%。透过国立大学扩张，以及私立大学的快速发展，17 至 23 岁年龄层的高教入学率，从 1965 年的 2% 增加至 2009 年的 38%，目标是 2020 年达到 50%。
同时，劳动人口中具有大专学历者，已从 2005 年的 20% 增加至 2010 年的 27%，希望在2020 年达到 33%。由于在第十大马计划下，政府不打算增设国立大学，因此增加高教入学率的任务，将寄望在私立院校的努力。
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面貎，也取得一定成就。私立大学的爆发式成长，为许多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取得学历或改变命运。另一方面，国家的人力素质有一定提升，而英文的回潮和使用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在高教领域发展出的市场化模式，无论就社会面和商业面而言， 都有它成功的部分。
开办私立大学本身不是问题，更是世界常态，特别是非营利的私立大学，在日本、台湾和韩国都有卓越的例子。美国的非营利私立大学甚至比公立大学出色。在全球范围来看，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团体是私立大学的主要力量。但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在自由化后，政策上却鼓励营利导向的私立大学，大学发展充斥市场化和商业化逻辑，还附带许多扭曲和不健康的牟利行为与资金运作，对国内的高教生态和大学精神，都带来负面和受争议的影响。换言之，我国选择了一个带有病态和机会主义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西方国家因应社会需要，也有商业化的私立大学，以教学为主，但始终不是社会主流。社会需要培植的核心价值和研发创新，也不能由追求营利的大学来提供。马来西亚高教的危局在于，国立大学长期受制于种族化和政治化，无法完全满足社会期待，但蓬勃兴旺的私立大学却受市场化和功利思维主宰，一样不能填补众多社会功能。当社会趋向多元与转型，目前的大学生态就无法培养各领域所需的优质人材。
我国开放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一开始并没有宏观的政策理想，主要是解决人力需求和政治压力，其次就是庸俗的教育产业化目的，因此鼓励企业和财团办学，跟其他国家愿意协助公益团体和宗教组织办学，在政策动机上完全不同。在政治管控上， 企业财团比较令政府信任，他们以牟利为主，不重视崇高理念、不挑战既有社会价值。若在开放私立高教初期，协助有教育理想的社会力量入场，相信今日私立大学面貎或稍有不同。
盈利导向的私立大学站在投资人立场，重视营收和财务，以教学为主，没有资源投入研究与学术，如购置科研仪器和电子期刊数据库，图书馆藏书以教科书为主。尽管私立大学办学较具活力，又淡化种族色彩，却有格局规模不足、学生视野受限、师资没有研究累积、缺乏科研创新能力等弱点。这类大学可提供社会劳动力，但无法带动企业变革和经济转型。
财团开办私立大学，尚有多重利益考量，包括跟地产和圈地挂钩。大学周边的土地和房地产，因学生人流和住宿需求而提高价值，不少私立大学的投资者就是房地产发展商，或是拨地与大学合作。年前著名投资家兼慈善家官有缘有意捐助三千万元，资助拉曼大学兴建学生宿舍，因有违房地产商利益，遭到大学当局拒绝。
除此，我国还有一些政党创办的私立大学，背景特殊。执政的国阵主要成员党都设有自己的大学，巫统有敦拉萨大学，马华公会有拉曼大学和拉曼大学学院，印度国大党有亚洲医药科学技术大学（AIMST University），民政党有宏愿大学，人联党也曾办过联合学院（现改称拉莱泰益学院，Kolej Laila Taib）。
持平而言，政党办校不见得是传播政治意识形态，主要为了掌握教育资源，方便与社会连结和动员，国阵非土著政党自办大学，也为化解政治压力，显露他们无力在体制内纠正大学固打制的窘境。此外，有些政府官联公司（GLCs）和州政府也开设大学，背后各有动机与利益。表面上私立大学似有多元特色，其实理念紊乱、体制复杂，不利我国大学培育学术传统与精神。
基于私立大学的利益复杂，加上市场压力，遂使在科系设置上，多为迎合市场和就业需要，以应用性和实用性为优先，如商管、理工、资讯、设计为主要大类，形成科系的单一化和集中化，千校一面，着重轻巧浅薄的课程，导致学府没有特色，学生欠缺专业特长。
上述科系并非不重要，可是随着社会变迁所需的众多领域却没有受到关注，例如法政、教育、社工、翻译等，遑论基础科学。每每造成社会面对治理困境和论述匮乏时，经常感叹大学虽多，但无人可用。大学科系趋向功利、低端和重复，造成社会整体在思辩、讨论、知识上的短浅与浮躁。
由于私立院校初期开放力度过大，监管失当，不足二十年内市场渐告饱和，在生源和财务压力下，只好降低入学门槛，学历和成绩俱在贬值。大部分大学学制 3 年，不是美式主流的 4 年制，加上入学要求宽松，许多学生无法应付艰深和需要抽象思维的课程。
我国学术传统本非深厚，公私立院校在二十余年内暴增到500 所以上，也导致师资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论培养能力和学术水平，即使与东亚一般学府相比也有差距。我们不必从量化后的世界大学排名来检验，只要观察国内有没有好的出版业、好的媒体，好的阅读生态，就可以一窥大学教育的良窳，并没有与外在的繁盛和喧哗成正比。
高等教育的种族化和市场化，已经拉开大学之间的族群分野。国立大学因固打制和低学费，学生有 60% 以上是马来人， 私立大学因收费偏高和英语授课，80% 以上是非土著，不利于长期国民融合。较少人提及的是，私立大学因缺乏校园冲击，课程偏向实务和应用，大学又以顾客服务导向，无法带动学生运动， 欠缺培育学生思辨和社会意识的土壤。近年所见的政治和社运精英大多来自国立大学和留学归国者，与此不无关系。
困境与前景
东亚国家如日韩和新台，都从经济发展和科技升级的战略角度，来规划大学的发展目标，马来西亚则从政治和社会秩序为目标，来思考大学的建设。两种不同的政策目标，最后呈现不同的大学水平，也反映在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上。
哈佛大学研究东亚发展的著名学者 Dwight Perkins（2013）指出，马来西亚想在高科技产业做出成绩并不容易，因为这些企业依赖工程和理科人才， 我国大学却对专才的培养心有余而力不足。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也指出，我国家庭债务过高固然是个问题，但教育素质低落更令人担忧，因为改善教育品质可以提高家庭收入，届时家庭债务就可以减缓。
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这两个因素，已是牢不可破的结构性体制，随着时间推移，也嵌坎在大学文化内，并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短期实难以改变。不过，自 2000 年后各类世界大学排名相继盛行，通过评比暴露出我国高等教育的颓败和危机，反观东亚其他研究型大学则达到一流水平，我国难望其背，为教育部和国立大学增添巨大压力。
国立大学为图振作，近年引进绩效评估（KPI），增加奖助、推动研发以及教师评鉴，这对招聘、通过试用期和升等，提供较明确要求。可是这种有限的改革，并非有方向感或是追求卓越的理念转型，只是着力于争取排名改善，以化解舆论压力和政绩需要。无论如何，提高评鉴要求确实达到部分效果，对学术人员的潜力也有了较客观的评估标准，更重要是在职等升迁上，减少种族因素干扰，这对非土著学术人员是有利的。
但在大学治理上，国立大学仍面对中央行政集权，自主性不足的限制，且管理层流动性高，决策受高教部主导。大学在招聘、收生、预算执行效率、待遇水平都需要加强，也难以解僱水平低下的学术人员。课程设计上，只要变更内容超过 30%，都要国家学术鉴定局（MQA）批准，凡此种种都不利大学发展。虽然近年情况略有改善，但许多工作思维、规章制度和财务管理已经根深柢固，改革不是易事。（Salmi, 2009: 39-43）
对私立大学而言，他们在师资和研究上并无突出之处，只是英语授课和颁授外国学位等优势，还能招收到中国、南亚、中东和非洲的学生，但对新台日韩学生并无吸引力。私立院校的成长期已经结束，中低素质的学院面临退场压力，从数量上看，1999 年私立院校高达 611 所，2017 年减至 483 所。学院之间的合并、收购或易名之事纷纷上演，但纯属商业和财技操作，并无考虑办学的传承与延续。
尽管如此，外国大学分校近年仍前来设校，理由何在？厦门大学大马分校在筹备期间，其主管曾约我晤谈，我当时说过 ：我国的高教市场非常拥挤，可是高校众多却缺乏优质学府，外国大学若认真投入办学，相信仍有莫大空间。
高等教育攸关国家发展，近年来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识， 各国政策制定者纷纷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所较有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无论对高端人才、研究创新、经济升级和全球竞争力，都有不利影响。可是，马来西亚公立和私立大学接近 100 所， 传统上都是教学型大学，缺乏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无法参与高端的知识创造和科技研究。
除美国和日本以外，研究型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如果我国要发展一两所研究型大学，肯定还是要由政府主导。政府要怎样主导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呢？
据国际上经验，建设研究型大学可以遵循三种途径 ：一是选择现在具有潜力的大学，重点加以发展，二是鼓励现有的大学合并，三是重新出发，另外创建一所大学。（Salmi, 2009）目前我国政府似乎是想从现有大学选择一两所有潜力者，以择优的途径让它转型为研究型大学。但是，现有的大学继承了太多保守的规章制度、体制陋习和既得利益，要转型成功并不容易。
比较好的模式，应该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经验，由政府建设一所全新的研究型大学，在新起点和新理念下，抛开旧包袱和人事阻力，按全新治理模式组建起来，反而更有成功机会。创建一所新的研究型大学，比起改造原有的大学更可取，可以在全新的使命和架构下，按国际一流大学治理模式，赋于较高的行政自主， 面向全球争取人才，则三十至五十年或许能看到成绩。若不准备迈出脚步，我国的整体竞争力将长期落后于周边国家。
世界上优质的大学，都有普遍主义的精神、心怀宇宙的态度，才能容纳一流教授、一流学生和一流研究。马来西亚若要从高等教育的困局中重新站起来，政府不能只是着重琐碎和虚浮的措施，反而正本清源，呼唤应有的大学精神，才能制定有视野有愿景的高教改革方案。
潘永强，政治评论作者。
校方让步允许参加期末考，国大学运领袖撤上诉
发表于 2018年4月4日 16:57 | 更新于 2018年4月4日 17:03
国大学生领袖阿希阿里（Asheeq Ali）两年前参加捉一号官集会，而受到校方处以冻结一个学期学籍的惩罚。他较后兴讼挑战大学决定，而此案在校方让步后，宣告划下句号。
阿希阿里代表律师苏仁拉（Surendra Ananth）今日向《当今大马》表示，阿希阿里已撤销向联邦法院提出的上诉。
根据阿希阿里的面子书贴文，他说，同意和校方在庭外和解，但他将继续反抗巫统和国阵。
“国大已同意，所以我可参加期末考试，而校方之前针对我的（学籍）冻结令不会影响我的毕业时间。”
欣慰迎来司法胜利
“虽然这不是我最终的目标，但这对我是一个胜利。”
他也透露，许多人询问他为何上庭挑战校方决定，而他的回应是若不这么做，则校方听不到其声音。
阿希阿里是在国大校方宣布冻结他一个学期后，上庭挑战校方的决定，而案件目前已来到联邦法院阶段，在上诉庭驳回其上诉后，他于上个月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阿希阿里于2016年8月27日参加捉一号官集会，因而被校方冻结一个学期的学籍。
“捉一号官”集会由捉一号官联盟于2016年8月27日在吉隆坡举行，吸引1500人走上街头，疾呼当局对付美国充公行动所指的“一号大马官员”。那是美国充公行动爆发后首场集会。
学运份子投诉遭IIUM粗暴驱逐，人权委会允彻查
发表于 2018年4月9日晚上11点15分 | 更新于 2018年4月9日晚上11点21分
学运份子阿希阿里控诉，上周到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演讲时遭校方保安人员以粗暴手段拖出校园。大马人权委员会同意调查此侵害人权的案例。
阿希阿里（Asheeq Ali）今天到大马人权委员会总部提呈备忘录，投诉遭国际伊斯兰大学粗暴驱逐出学校。
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约瑟（Jerald Joseph）受询时证实，将在近期内联络涉及的学校单位，以展开调查。
“一旦接获投诉，我们将开始调查和搜集所有必要的资讯。”
属争议人物而被禁足
阿希阿里在备忘录中陈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也附上案发的录影为证。
他说，他原本计划上周五（4月6日）到位于鹅麦的国际伊斯兰大学发表演说，向学生讲解1960年代学运的黄金年代历史。刚踏入校园时平安无事，但之后却被“拖出”校园。
“麦克风交到我手中不久，5名校园警察就很粗暴地把我拖走，并命令我离开国际伊斯兰大学。”
“他们给我的理由是，我是争议性人物，因此被国际伊斯兰大学禁足。我认为，他们对我的所有举动，是某种形式的暴力，且侵犯了我的行动和表达权。”
活动移师别地举行
阿希阿里认为，自己只是学生，国际伊斯兰大学不该诉诸暴力。
据他披露，艺术家兼社运份子法米惹扎（Fahmi Reza）也是该项活动的演讲者。
最终，有关活动移师至别的地方举行。
阿希阿里是国大法律系的最后一年生，两年前因参加捉一号官集会而被校方冻结学籍一个学期。他随即入禀联邦法院挑战校方决定，校方较后允许其参加期末考试，因此之后撤回诉讼。
诗华日报
州政府拨500万援金 5263大专生受惠
2018年4月25日
亚庇25日讯｜州政府拨500万特别援助金予沙巴大专生，受惠大专生高达5,263名。
上述援金共获6,818人申请，但最终只有5,263名获选。
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兼负责监督沙教育事务的拿督马希迪曼俊今日代表丹斯里慕沙阿曼，出席主持派发特别援助金予沙巴大专生仪式上表示，获选4,184名学生是就读予州内的18所大专院校，州政府共颁发了397万4,800令吉。
他说，其余的102万5,200令吉，则颁发给就读于西马半岛和砂拉越的1,079名沙巴学生。他们皆来自西马半岛和砂拉越的90所大专院校。
他表示，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总额500万援助金是首长丹斯里慕沙在2018年沙巴州预算案，所提供的款项。
「每名受惠的学生均可获得950令吉，而且援助金在隔天便可在银行户口领取。
否认大选糖果
他披露，除了上述的援助金，沙巴州政府奖学金每年也会惠及州内1,000至1,500名学生，显示政府全力支持沙巴子民获取更高学术文凭，打造更多人力资本，协助推动州内发展。
由于大选在即，拿督马希迪也否认该项特别援助金是国阵政府派的大选糖果，并透露政府希望透过此举，减轻学生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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