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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议决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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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5 22:51: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今大马

内阁议决废除死刑,下季国会提呈法案

发表于 2018年10月10日20:28  |  更新于 2018年10月10日20:32

负责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透露,内阁已议决废除死刑,并将在新一季国会提呈法案。

据《马来邮报》报道,刘伟强也说,政府将研究个别死刑案例,而这段期间所有死刑都会停止执行。

“所有死刑都将被废除。句号。”

刘伟强今日在马大出席“法律论坛演讲”,并在较后受访时说:“我们还在研究一些问题……我们会仔细研究,并听取所有意见。但直至今天的决定是废除死刑。”

死囚犯或改判

刘伟强指出,政府有意废除死刑,而特赦局也会调查死囚的申请。

“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不该执行,我们会告知特赦局,让他们研究各个申请,再看是要改判,还是将他们释放。”

“若是改判,他们可能会面对终身监禁。因为他们当中可能曾导致他人死亡,所以法庭判他们死刑。”

获总检长绿灯

刘伟强补充,所有废除相关法令的文书工作都已进入最后阶段,而总检察长也同意提呈草案予国会。

“所有文书工作都进入最后阶段。总检察长也有指示我们,说这已可以提呈(国会)。希望会在本季(国会)提呈。”

刘伟强在开场致辞时,也透露希盟政府考虑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与其他恶法。



政府理解受害家属痛苦,惟坚持废死必须彻底

发表于 今天15:47  |  更新于 今天16:16
   
政府有意废除死刑,引起一些凶杀案受害者家属反弹,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回应说,虽然政府了解受害家属的痛苦,但它若要废除死刑,则必须彻底落实。

“我可以理解受害(家属)的感受,他们十分痛苦。”

“不过,倘若政府有意废除(死刑),我们不能半心半意……在一些罪行不废除死刑,在另一个罪行却废除死刑。”

“我们要废除所有死刑,而且不会有全民公投。”

刘伟强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时也强调,即便政府废除死刑,但死囚还是需要在监狱服刑,不会获释。

他昨日已透露,政府拟以至少30年徒刑来取代死刑。

政府已经暂缓死刑

刘伟强补充,迄今大马有1267名死囚,其中900名死囚抵触毒品相关罪行。

“针对毒品罪行,我们没有处死任何人,因为州统治者没有签署死刑令。他们坐牢已久。”

“我认为,政府已暂缓死刑,以便宽赦局审视是否要调整,但这不表示,他们可以获释,他们还是需要服刑。”

他续称,政府仍在敲定废死法案细节,而他盼望本次国会能够提呈。

死者家属大表反对

前天,《光华日报》报道,已故北大毕业生朱玉叶父亲朱亚寿反对政府废死,对其逝世女儿不公。

2006年1月14日,朱玉叶跟妹妹到双溪大年一家俱乐部跑步时失踪,隔天被人发现陈尸于俱乐部附近。警方调查发现她遭奸杀,惟开始一直无法确定嫌犯,至2009年3月才锁定汽车销售员沙里尔嘉化。

联邦法院今年维持高庭原判,裁定被告沙里尔嘉法谋杀罪成,判处死刑。

另外,《星洲日报》报道,已故少女吴易甜母亲沈依玲在听闻政府有意废除死刑后,也在面子书上对政府破口大骂。

2013年,吴易甜遭男性网友强暴不遂后谋杀。该名男子最后被控上庭,经多年审讯后,雪州高挺于今年4月宣判被告罪名成立,刑罚是绞刑。



政府拟以最低30年徒刑取代死刑

发表于 2018年10月14日晚上10点54分  |  更新于 2018年10月14日晚上11点19分

政府准备在新的国会会议废除死刑之际,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透露,政府拟以至少30年徒刑来取代死刑。

《每日新闻》报道,刘伟强表示,除了危险毒品法令第39 (B)条文外,仍有其他17项刑事罪行带有死刑的刑罚,包括向元首宣战、暴力、谋杀、终生监禁时触犯谋杀罪,绑架谋杀、拥有或使用军火、奸杀、性侵儿童致死。

刘伟强指出,根据监狱局的记录,截至今年10月11日,总有932名囚犯触犯在危险毒品法令第39 (B)条文下被判罪成或死刑。

他说明,大马政府从2014年至今就开始停止执行上述条款下的死刑,而相关犯人正在等待行刑。

“无论如何,我于10月10日代表政府宣布,所有死刑包括危险毒品法令第39 (B)将会废除,而当局不应该执行死刑。”

“在内阁批准暂停死刑后,我们会向国会提呈废除(死刑)法案。”

促特赦局暂缓死刑执行

刘伟强今天在山打根一项活动上,发表上述的说法。他的这份演词由其政治秘书马丁汤米(Martin Tommy)代读。

另外,刘伟强也吁请特赦局考虑暂缓死囚的行刑。

他指出,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文,特赦局有权给囚犯宽赦、暂缓行刑和减刑。

刘伟强透露,至今有1267人危险毒品法令第39 (B)条文下被控而面对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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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24 16:50: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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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以国家之名:死刑的正义?

发表于 2018年10月22日上午9点02分  |  更新于 2018年10月22日上午9点07分

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早前在一场对话会表示政府已决定废除死刑,随后引起舆论争议。作为从2011年直接参与推动废除死刑工作的政治工作者,谨以本文分享我对废死议题的思考和过去近十年的演进。

2011年6月,我当时担任升旗山区国会议员,在国会会期间经过时任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务部长纳兹里的办公厅,他邀我与在座的时任欧盟驻马大使彭家杰( Vincent Piket)一同会面。林吉祥和郭素沁在2004年至2008年期间在缅甸民主化议题上曾与纳兹里联手合作;我在2007年协助纳兹里和郭素沁协调东盟人权国会论坛在吉隆坡的会议,与纳兹里在人权和国际议题的协作已有先例。

那次巧遇,纳兹里要我协助他与欧盟大使促成关于废除死刑的跨党派国会圆桌会议。我向来的看法是,警务改革是根治治安的手段,唯有让匪徒知道犯罪被抓的可能性极高,罪案才会减少;死刑无法有效取得阻吓作用。

2011年6月的国会圆桌会议议决,第一、废除死刑作为长期目标;第二、政府应该在短期内废除强制死刑,尤其是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第三、政府应该在短期内暂停执行死刑(moratorium)。

法官下判时心理交战

那一次的会议,让我接触好几位退休法官,也听他们诉说判决死刑的心理交战,往往要祈祷数日,希望没有误判。法官要代表国家去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极其沉重的。因为是强制死刑,如果证据充分,法官没有抉择,必须判死刑。但是,法官也清楚,从逮捕、盘问、提控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贪污的可能,也有可能是刑求,也有可能警察或者主控官要立功,还有千百种可能。

2017年10月,哥宾星在芙蓉高庭打的一场官司就是个例子。一名20岁的韩国学生在2016年汝莱的公寓遭警方破门搜查,发现219克大麻,是死刑案。警方在证人栏坚持现场只有该名学生,直到辩方律师哥宾星告诉法庭拥有闭路电视录影显示还有其他人在现场,证人才承认欺骗法庭,被告当庭释放。

我们的警察和司法体系,到底有多少这样的故事,实在很难知道。我遇过的法官都说,不判死刑,10年后发现误判,就算白坐牢,至少人还活着。

我是在希望联盟胜选后,才从政府文件确定2011年国会圆桌会议对后续发展的影响。2012年11月2日内阁会议议决停止执行处决危险毒品法令底下判刑的死囚;2013年12月18日维持同样的决定;2017年11月国会通过废除第39(B)条文的强制死刑,但没有追溯已判刑的死囚。

死刑无法阻吓罪案

纳兹里和后来出任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南希和阿莎丽娜都曾告诉我,内阁部长和政府官员都清楚,死刑没有办法阻吓罪案,只是当时的政府不想应对一般民众希望看到“以眼还眼”的心态。

一般人以为,死刑可以“消灭”罪犯,可以报复,也可以“节省”。常见的说法是,“杀掉就好,关在监牢里要花纳税人的钱”。就举我们一起营救杨伟光的新加坡案例,他在2007年被捕,上诉到最后是2014年。回看马来西亚的案例,一般死囚从被捕到问吊,要经历高庭审讯、上诉庭和联邦法院上诉,再等候各州统治者的特赦局决定是否特赦,可能历时10年甚至15年。死囚在监狱是隔离监禁,高度保安,开销是管理其他囚犯的数倍。

问吊者多属中下阶层

另外,最后问吊的,绝大多数都是中下阶层。道理很简单,有钱的通常不必以身犯险,被抓的都是毒驴,大毒贩都是大老板不必自己出手(所以强制死刑推行那么多年都一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有钱的被告可以请好的律师,有钱的被告也可以从逮捕、调查和提控等每一个层级疏通,以此类推。死刑并没有完成正义的需要。

我担任国会议员的十年,每年都质询死囚人数。从1960年至2011年2月,一共有441名死囚问吊,其中228名涉及贩毒、78名涉及谋杀、130名涉及非法拥枪、4人涉及向元首宣战、1名涉及绑架。

2011年2月,监狱共有696名死囚。

2013年,死囚增加至964名。

截止2018年10月,监狱共有1279名死囚,其中932名涉及贩毒、317名涉及谋杀、13名涉及非法拥枪、5名涉及绑架、9名涉及向元首宣战、2名涉及集体抢劫暨谋杀、1名涉及旧内安法令罪。

任何的刑罚,是以国家之名,也就是以你我公民的名义执行。换句话说,吊死一个死囚,其实是我们社会共同决定,授权给国家执行。

前朝早就准备逐步废死

这次关于废除死刑的争议,我有几个观察:

第一、 媒体呈现的似乎是“政府昨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要立马执行” ——其实刘伟强部长没有说当下就要执行;逐步废除死刑可说是纳吉政府2012年、2013年和2017年以来就执行的政策(所以魏家祥也不必在此事捞取曝光率)。

第二、 “内阁坚持”——但内阁本周会议都没有谈及这件事;

第三、 废除死刑就会导致罪案增加 ——事实上,关键在警务改革,关键在确保罪犯认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罚多重,而是会被抓到。警察和司法体系的贪腐也要监控。

第四、 509变天以后,新闻完全自由,没有任何干涉,大家可以自由抨击政府的决策。但是在死刑这样的公共议题,我还是希望媒体能够深入和全面的提出讨论,而不是情绪的操弄。

关于死刑的讨论,至少我是从2011年直接投入,卡巴星在1980年代就投入全球呼吁马来西亚废除强制死刑的运动,也是很多死刑官司的被告代表律师。囚犯是没有选票的,但身为政治工作者和政府,最终要回答,怎样才能最好实现正义的要求,让社会和平与安全共处,不让任何一人遭到不义。这一把尺要拉好,并不容易,但让我们一起理性讨论。

编按:本文作者是国防部副部长暨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于2018年10月21日发表文章。小题为本刊所添加。



10个关于废死的FAQ

发表于 2018年10月23日13:09  |  更新于 2018年10月23日13:42

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建议先去看一下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的《以国家之名:死刑的正义?》。我虽然不喜欢希盟,但刘镇东那篇文的论述脉络都写得不错,很高兴我们政府中有如此头脑清晰的人。

这篇文章主要是补充性质,来尝试回答目前我见过反废死的人,常会问的问题或反对的原因。

1.废死会让坏人肆无忌惮,导致犯罪率上升

关于死刑的阻吓力,各国很早之前就有研究,但因为很难甚至无法排除各个国家的状况差异(执法效率,经济状况等等),所以目前学界尚未有共识。但是,根据已经废死的国家,如加拿大、香港甚至菲律宾(注1)等等的统计数字,废死后谋杀案并没有显著上升,甚至出现下降的现象,而美国废死的州谋杀率比还没废死的州来得低。

正如刘镇东所说,真的阻吓力是要靠执法效率。一般来说,犯罪分两种类型,冲动型跟预谋型。前者不必说,犯案时,连爸妈叫什么都忘了,不用说死刑,就算把他十八层地狱拉上来,对这类型的人都没用。而预谋型的人会犯案主要抱着不会被抓的侥幸心态。只要把破案率提高,让民众清楚认知到,犯罪一定会被抓,就能有效的减少这类型犯罪者。

讲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说执法效率跟废死没什么关系,这段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如果真的想降低犯罪率,有效的工具绝对不是死刑。

2.死刑没有阻吓力,难道废死就有?

其实,我不明白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首先,死刑有阻吓力是反废死先提的,废死只是引用数据反驳。第二,死刑当然有阻吓力,但就像上面说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死刑比起终身监禁来得更有阻吓力。单就阻吓力而言,死刑能达到的效果,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也能做到。

3.监狱里包吃包住,废死会导致很多想要去吃牢饭的人犯罪

嗯,这样说起来感觉去监狱感觉像去度假似的,以为马来西亚的监狱是跟挪威一样的人道监狱?我觉得政府应该举办监狱体验营,让说这话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

就算退一万步来说,马来西亚的监狱比外面还要舒服,要去吃牢饭的手段多得是(若是如此,我觉得社会需要检讨为何会让人沦落到这地步)。再说,偷东西、抢劫的坐牢风险都比杀人放火来得低,而且赌注不必一次下30、40年那么大,关个几年出来放假一下,过不去又可以用一样手段再进去。只想吃牢饭,有脑袋的人都绝对不会选关那么久的罪,好吗。

4.死刑无法挽回,自由刑也是无法挽回,被冤枉的人失去的岁月也无法挽回

是的,但过往冤狱平反的案例很多都是过了几十年后才成功平反,自由刑人至少活着平反的机率更大,至少有机会做部分补偿。而且活着被翻案的数量,比死了被翻案的数量多很多,这其实不难理解。

司法资源是有限的,翻案往往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当然会着重在活着的人身上。在台湾江国庆案中,江国庆父母在他死后提早退休全力为他翻案奔走十多年才成功平反,试问一般人家属如果被冤枉死了,哪来的决心毅力资源像江国庆父母一样奔走十多年?

5.如果被杀的是你亲人,你还会​​支持废死吗?

是的,我还是会支持废死,或许情绪上我还是会想要凶手死,但也只会想一想而已。

6.你亲人又没被杀,等你亲人被杀再来说

台湾至少有林作逸,还有小灯泡母亲都是被害人家属,他们也反对死刑。

7.那些支持废死的被害人亲属不能代表全部人

既然已经预设答案了,那又何必再问呢?

8.我不想缴税来养那些坏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钱其实是维持社会治安的必要经费,而且是社会的各种文化,教育甚至经济等等出现问题,才导致这些人有较大机率犯错,社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如果要说都是个人的问题,那其实无法解释为何会有即便废死,监狱搞得跟酒店一样,但犯罪率很低,甚至要出租的监狱的国家,例如荷兰挪威;但也有即便有死刑但治安败坏的国家,例如中东某些国家,难不成坏人就是特别会选择这些国家来投胎?

9.死刑至少能解决掉有问题的人

是的,但前提是怎么肯定那是有问题的人?众多司法法制比马来西亚健全透明的国家都不敢肯定了,马来西亚哪来的自信不会有冤案?死刑是很强大的武器,所以,很多有自知之明的国家都知道不能给政府那么强大的武器。国家杀人和人杀人层次不一样,尤其是司法界的人,就是因为身在其中的人,知道人设计出来的制度永远都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才要限制政府不能用死刑。

10.废死的人没在顾虑被害者家属心情

根据国外一些案例,部分被害者亲属即便犯人已经被执行死刑,往往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无法走出心理阴影。所以,成立一些帮助被害人家属的组织,提供心理辅导、治疗或生活费等帮助。而经费来源除了政府补助之外,还有来自犯人在监狱中劳作获得的酬劳。在某些国家,促成这类型组织的人往往是废死派的,是废死的配套措施之一。据我所知,马来西亚好像还没这类型组织,不管你反不反对废死,真的关心被害人的话,这部分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总结

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迹象显示,死刑比其自由刑更有阻吓力,废死基本上就是两种价值观的拉扯:

就算只是少数,国家还是不能滥杀无辜 vs 杀人偿命,天公地义,宁可杀错,不可放过。



亚洲时报

希盟政府执意废除死刑法案 吕子亭表遗憾吁谨慎决定

2018年10月17日

(本报山打根十六日讯)人民公正党前领袖菲立吕子亭,今日对希盟政府执意要废除死刑法案表示高度遗憾的同时,亦质疑新政府有否考虑到受害人家属的感受,以及所蒙受无法弥补的痛苦。

也是前高级警官的菲立吕子亭,表示坚决反对政府废除死刑法案,并预言一旦废除死刑法案通过我国马来西亚的治安问题将更为严重,因为即使长达30年的监禁,也无法产生阻吓作用。

他指出,谋杀在大马法律是被判处死刑的,一旦证据充足罪名成立的话,若废除死刑,则换言之杀人不必偿命,同时以30年监禁代替的话,无形中将谋杀当作误杀,这对受害人非常不公平,因为受害人已丧命,杀人者仍活著。

他进一步指出,尤其是对恐怖份子而言,更加是不适当,因为恐怖份子动辄以炸弹炸死几十个人,夺走几十条人命,只坐30年监,政府如何向死者的家属交待?

菲立吕子亭也说,贩毒废除死刑更为严重,为了个人利益,贩毒者每次都不知害了多少生命,破坏了多少家庭,惩罚贩毒者的死刑怎麽可以被废除呢?

他表示深信一旦对谋杀,贩毒的死刑法案被废除,将为社会制造更多问题,相信谋杀与贩毒案件必定会激增。

他呼吁希盟政府,尤其是全部的国会议员,必须对死刑法案的废除,作出谨慎与明智的决定,不要变相助长谋杀与贩毒的发生,令国人与后代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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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死刑如赌上无辜生命”,前法官点出执法会有错

发表于 2018年10月30日13:40  |  更新于 2018年10月30日13:43

退休地庭法官查吉星(Jagjit Singh)认为,死刑如同把无辜生命当成赌注,因为者会犯错导致误判,而死刑执行后并没有逆转的余地。

他举例,曾有3名被告,包括一对姐妹就因为警员给假口供,而险些上了绞刑台。

据他披露,自己是在25年前担任副检察司时,首度见证类似的案件。

他回忆说,1名搜查队的警员当时在法庭供称,被告的毒贩已俯首认罪,致使被告陷入不利的处境,极可能在危险毒品法令39B条文下罪成判死。

但他进一步说明,被告的辩护律师马永贵最终成功证明,有关警员撒谎。

律师戳破警员给伪证

查吉星指出,马永贵交叉盘问时,该名警员证人宣称,他在逮捕时已为被告读出嫌犯权利声明,而相关声明的内容就写在一张纸上。

警员证人之后把相关纸张呈堂为证据。

“他从钱包取出有关纸张,而该纸张跟一张电话卡粘在一起。尽管马永贵主张,纸张在逮捕时根本不存在,但该警员却不改说法,坚称他是从该纸张念出声明。”

“马永贵接着要求他撕掉纸张,露出电话卡的表面。那是一张世界杯电话卡,逮捕行动时(世界杯)尚未举行。”

“我们能把生命交托给这种所谓资深和竭诚履职的官员吗?要不是马永贵,一条无辜的人就丢掉生命了。”

一对姐妹被诬赖藏毒

查吉星接着举出另一宗2015年的贩毒案,其中一对姐妹遭警方逮捕,而后面对贩毒罪名起诉。警方声称,他们亲睹两人之一在搜查行动时把毒品放入冰箱。

危险毒品法令39B条文下,两名只有19岁和21岁的年轻被告面对强制性死刑的刑罚。

查吉星指出,警方搜查她们位于新山的房子时,她们的家人正出外钓鱼。

“她们的哥哥是一名吸毒者,他们发现的也许是他的毒品。”

“但一名警长作证时说,当他走到房后时,目睹其中一名女子把毒品放进冰箱。她俩的父亲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幸亏他在获知姐妹被捕后致电联络我。我马上到该房子拍摄现场,包括厨房。”

“那些照片之后在高庭派上用场,并成功协助她们在2017年获释。”

难把生命交托给官员

查吉星解释,有关照片显示,供证的警长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厨房的状况,因为不仅有窗帘,搜查行动时的厨房也很暗。

他说,最终该名警员证实给伪证。

“让我问你,我们可以把生命交托给这些有问题和不可靠的执法官吗?”

查吉星是昨晚在一场题为“死刑:是一种阻慑? ”的论坛上,讲述自己的诉讼经验。讲座由圣依纳爵天主教堂(St Ignatius Church)与吉隆坡天主教律师协会举办,讨论政府有意废除死刑的课题。

其他3名主讲人包括上诉庭前法官马永贵,耶稣圣爱天主教堂的蔡锦华神父 ,以及锡兰佛教精进会(Sasana Abhiwurdhi Wardhana Society)会长斯里瑟纳(Prematilaka Serisena)。



“要命”的正义1: 废死与否的6件事

发表于 2018年11月7日07:39  |  更新于 2018年11月7日12:01

政府宣布将废除所有死刑,拟以至少30年徒刑取代,并暂缓执行死刑后,挑起社会各阶层的神经线,使死刑存废争议不休。

报复论者和修复论者各持一方,他们对犯罪与惩戒的歧见,也揭示了公共领域长期缺乏深刻理解生命政治与司法正义的内涵。

宪法第5条保障人身安全自由,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地被剥夺生命。这是司法将危害社会秩序与伤害他人性命的犯人绳之于法的起点。不过,法律惩戒是否包括公民赋予国家权力夺走他人性命?谁来划这条底线?

这“要命”的正义之争,不仅止于语言上的唇枪舌战,也攸关1279条死牢里的人命,和遗漏在体制外的多重受害者。而且,还关系到宪法、政治体制、哲学乃至伦理等公共辩论,甚至牵连到国家是否拥有道德权威去跟他国谈判,拯救如刚刚在新加坡被问吊的马来西亚籍毒犯峇布。

因此,“要命”的正义专题系列将从掌握与死刑存废相关的基本实据和争议开始;接着从与死刑案交手的司法前线工作者的视角,抽丝剥茧司法制度的保障与缺漏;同时探析受害者的多重和支援机制的必要,以及聆听隐形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一、哪些法令带有死刑刑罚?

根据掌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马来西亚目前共有8项法令的32项条文涉及死刑刑罚。

其中,有12项条文是强制死刑,如谋杀、贩运毒品、持枪、向元首宣战或发动恐怖行动导致他人死亡。另外,有20项条文则是赋予法庭酌量权,是否判决死刑。

强制死罪意味着,若证据充足嫌犯被判罪成,法官仅能遵循法律裁决死刑,而不能依据囚犯的个别状况,包括身心残缺或精神失序,考虑减刑或从轻发落。

不过,前朝政府已为废除死刑跨出第一步。去年11月30日,国会已通过修正案,废除《2017年危险毒品法令》强制死刑条文,将死刑斟酌权交给法官。

马来西亚的死刑是采取绞刑的方式,而《刑事程序法典》(Criminal Procedure Code)第277条列明,执行死刑时囚犯将被问吊直至死亡,判决时不会阐明处决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惟,有两个例外。一,《刑事程序法典》第275条列明,罪犯若是孕妇则必须以终生监禁取代死刑。另外,《2001年儿童法令》(Child act 2001)第97条文也阐明,若犯案时罪犯未满十八岁,则法院不得宣判死罪;若儿童涉及死刑罪名,罪犯获得国家或州元首特赦前,必须被拘留在监狱中。

二、还有多少个国家实施死刑?


全球迈向废除死刑的趋势,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废除或暂缓死刑。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截至2017年底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废除或暂缓死刑;56个国家仍保留死刑。

这142个国家之中,有106个(75%)国家已完全废除死刑,7个国家部分废除死刑,29个国家已暂缓执行处决。

目前,仍有56个国家保留死刑,马来西亚是其中之一。其他死刑执行的国家包括中国、伊朗、埃及、约旦和新加坡等等。

东南亚11个国家中,6个国家已完全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包括柬埔寨、菲律宾寮国、汶莱、东帝汶和缅甸。另外,仅有5个国家仍实施死刑,其中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越南和泰国。





三、有多少人被判死刑?


监狱局的资料显示,截至今年10月11日,在近6万名囚犯中,共有1279人名死囚。

在逾千名死囚中,共有710名马来西亚人和569名外籍人士,男女死囚各占1136人和143人。其中,在《危险毒品法令》第39 (B)条文下被判死刑的有932人,因谋杀罪名被判死刑的则有317人。

这1279名死囚之中,其中366人正在上诉,355人正在寻求国家或州元首特赦。截至2011年2月为止,还有696人等待被问吊,而贩毒和谋杀各占了479人和204人。

值得注意的是,贩毒和谋杀向来是死刑案中的最大宗,尤其是贩毒。根据国会书面答复,在1960年至2011年期间,51.7%和17.7%死囚已被处决,分别触犯贩毒(228人)和谋杀(78人)罪名。

2010年至2018年间,共有33名死囚被问吊。随着政府有意废除死刑后,内政部已下令暂缓所有死刑,直至通过有关法令为止。



四、死刑能够降低犯罪率吗?

反对废除死刑的人认为,死刑有阻吓他人犯罪,具有杀一儆百的作用,废除死刑可能导致罪案攀升。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在2006年废除死刑后, 谋杀率小幅度降低并维持平稳两年后,接着持续飙高至2011年又在降低。反观其他废死国家,1989年废除死刑的柬埔寨,谋杀率则从2003年到2011年都呈现逐步下降;澳洲则从2003年至2015年间以小幅度波动持续降低。

至于维持死刑的国家,泰国的谋杀率从2003年至2015年持续降低,从9.93降至3.51。马来西亚则在这十多年间维持在1.9至2.5之间轻微浮动;孟加拉则在2.5至2.9之间波动。

换句话说,废死国家罪案发生率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也没有马上出现暴增。另一边厢,执行死刑的国家犯罪率也持续波动,没有明显持续降低的效果。

五、政府过去推动废死的工作

一些舆论认为,废除死刑是希盟政府突然的决定。不过,根据希望宣言,第27项承诺阐明,希盟上台后,将废除所有法令内有关强制性死刑的条款。

目前,政府决定废除所有涉及死刑的刑罚,并拟以至少30年徒刑取代之。

事实上,马来西亚推动废死运动行之有年,而人权委员会(SUHAKAM)、大马人权协会(Hakam)和律师公会扮演重要角色,捍卫自由律师团(LFL)、国际特赦组织、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和大马反死刑与酷刑组织(MADPET)也积极参与。

2009年,马来西亚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UPR)时表示,政府有意修改毒品法令,以终生监禁取代死刑,同时正在检讨所有带有死刑刑罚的条文。

2010年7月,马新两地的社运组织号召10万人联署,以及时任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Anifah Aman)的介入,声援毒犯马来西亚籍杨伟光,向新加坡总统寻求特赦。前后历经4年的上诉和审讯后,最终让杨伟光逃过死刑,获判终身监禁。

2011年,时任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的推动下,跨党派国会议员举行圆桌会议,议决政府应该在短期内废除死刑,尤其是修改危险毒品法令,并在短期内暂停执行死刑。

隔年11月,内阁会议决议,停止执行危险毒品法令下判刑的死囚,并在2013年12月维持原先的决定。2017年11月30日,国会通过废除第39(B)条文的强制死刑,改由将斟酌权交给法官,但此修法不会追溯到已被判刑的死囚。

六、支持和反对废除死刑的人到底在吵什么?


部分反对废死者认为,死刑是为了伸张正义,还受害者和家属一个公道。他们认为,既然有人无辜丧命,重刑犯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杀人必须偿命。

支持死刑者认为,死刑作为一种严重刑罚,能够杀一儆百的作用,阻吓其他犯罪。部分人士也认为,杀死囚犯也是一种能够将囚犯“永久隔离”的办法,避免他们未来获得各种减刑的机会,重返社会危害人间。

此外,比起终身监禁所耗费的庞大成本,支持死刑者认为,死刑更能节省成本。他们相信,与其同理和尊重囚犯的基本人权,无辜受害者的人权更应该受到重视和补偿。

反观,支持废死的人则认为,死刑不过是一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恶刑。在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现代社会,人们应该改采预防犯罪、矫正错误和修复式正义等方式。

支持废死者一般也认为,司法制度不可能毫无错漏,警方调查及司法诉讼过程中难免存在误判错杀的风险。死刑带有终极且不可逆转的特质,也就是说若错判无辜,逝去的生命再也无可恢复。至于那些犯错的死囚也因被夺取性命,没有任何改过自新的机会。



“要命”的正义2:司法前线的他们怎么看?

发表于 2018年11月7日08:00  |  更新于 2018年11月7日13:18

“从前,当我是一名检控官(prosecutor)时,我支持死刑。那时候,我每天只是机械式地处理案件,我需要做的就是证明案件成立。我并不知道调查过程所发生的事,也不知道案件背后的故事。”

“我所做的就是引用法律条文和提出证据,并交给法庭,让法庭作出裁决。所以,我当时确实认同,他们就应该如此被惩罚(死刑)。”前副检控官钟盈欣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如是坦言。

司法的核心价值即是实践“正义”。一般认为,司法乃是严谨、专业及公正的事务,它也是调整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机制。国家能够通过独立的司法体制,将将犯人绳之以法,还受害者公道。检察官代表国家起诉刑事案嫌犯,而法院法官则根据法律和案件事实进行判决。

上诉庭退休法官莫哈末希山慕丁(Mohd Hishamudin Mohd Yunus)过去数十年来,曾经为不计其数的重大刑事案件立下判词。

希山慕丁受访时表示,虽然司法系统已经内建了降低错判风险的各种机制,但他认同世上并不存在“零错误”的司法系统。

“我们无法排除无辜的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司法系统是100巴仙完美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一套有效降低错判风险的司法体制。”

当前,在马来西亚,国家将谋杀及贩运毒品等罪犯“绳之以法”的方式即是死刑。 支持死刑者认为,处死罪犯即是实现正义的最佳途径;而反对死刑者则经常以司法可能存在疏漏为由,主张停止执行死刑并修法废死。

司法怎么可能出错?

理想上,司法体制当然必须将错判的风险降到最低。然而,钟盈欣受访时娓娓道出,执法人员及检控官的实际执行工作时,可能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及限制。

钟盈欣在2009年从马来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随后进入总检察署,代表国家负责审查及起诉犯罪嫌犯的工作。

她坦言,自己身为检控官的时候曾支持死刑,但她2012年离开总检察署之后,却开始对此改观。“我回到律师执业的生活后,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我看见了,证据如何可能被操纵。”

钟盈欣说,检控官起诉嫌犯时通常手中就只有一份警方的调查报告,而检控官通常在审讯之前都不曾与证人交谈,也不知道警察录取口供的过程和情况,更无法知道证人是否撒谎。

“我们(检控官)并没有被训练如何辨别证人是否撒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调查报告就是警方经常把报案书复制贴上证人的笔录(witness statement),或是稍作修改而已。”

她续说,即使证人在出庭时肢体语言可能透露出撒谎给假供的迹象,但执法者未必受过专业训练,以辨别撒谎者。“神态举止(demeanor) 和肢体语言可以透露出一个人是否撒谎,但我们却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她指出,有些人认为无辜的人肯定不会被定罪,但这其实是种误解;事实上,无辜者可能因为各类因素而被判死刑。“比方说,你遇到一个不适职(incompetent)的辩护律师,或是你刚好遇到那种以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对你制罪的警察或检控官,又或者你遇到一名对你有成见的法官。”

“没错,你有两次的上诉机会,但这当中存在着很多限制。比方说,你在上诉时,你不能提出审讯时没提过的说法和证据,即使这些说法或证据可能是真的。”

过劳影响检控的品质

钟盈欣透露,检控官每日工作量庞大,并且经常有超时工作的过劳情况,因此检控工作潜藏着出错的风险。

“说句公道话,其实主控官通常不知道调查报告的内容是否完全属实。有时候,他们在审讯当日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主控官的工作就是向法庭提出证据。案件总是非常多,但只有少数几名检控官。他们都在超时工作,薪资也过低,他们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地查看调查报告,所以也可能出错。”

2009年,前首相纳吉开始推行国家转型计划(NTP),盼提高国家行政及经济效率。钟盈欣指出,警方及其他执法单位在这项计划下被要求达到特定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但这样的制度是否有助提高警方办案素质,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更大的结构问题。国家转型计划之下,警方及其他执法单位都有特定的绩效指标,比如逮捕及提控的关键绩效指标。我们的制度如果存在着这样的指标,我的疑问是,这会不会变相鼓励他们去提控更多人?”

假供冤案非天方夜谭

实际上,钟盈欣所提到的“假供词”情况其实并非天方夜谭,大马司法史上就出现过联邦法院判处死罪后,死刑案证人承认自己被要求制造伪证的案例。

根据执业律师阿都拉希(Abdul Rashid Ismail)提供的资料,1979年一名印裔男子加迪杰苏 (S. Karthigesu) 被指谋杀一名选美小姐珍碧里拉(Jean Perera Sinnappa,见图)。当时,加迪杰苏是此案唯一的嫌犯。

检方主要证人再也迪拉基(Bhandulananda Jayatilake)供称,他曾目击被告加迪杰苏向被害人珍碧里拉说出“你不值得活着”这样的话。

承审法官认为,这些字眼是“可归罪的发泄”(incriminating outburst),并判处加迪杰苏罪名成立,即强制死刑。不过,当时没有其他证据能直接辨别加害人的身份,甚至警方也没找出任何凶器作为证物。

加迪杰苏后来继续上诉至联邦法院。联邦法院作出判决的4天后,再也迪拉基竟站出来承认自己提供假证供,宣称自己不曾目睹加迪杰苏口出恶言,最终因伪造证据罪名而入狱10年。

根据法庭的判决书,再也迪拉基承认自己被指使撒谎,以陷害被告。在他自招提供假供证后,联邦法院最终驳回有罪判决并撤销死刑,加迪杰苏从死牢度过两年的岁月后,终于重获自由。

从这个案例中可见,警方调查及法院审讯过程中可能无法识破证人的假口供,而联邦法院也一度相信伪证。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许多在类似情况下的死囚,没有像加迪杰苏这般“幸运”可以沉冤得雪。

急于结案的错判风险

除了职业环境及绩效压力可能影响检控的素质,当社会上发生谋杀等重大案件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可能妨害和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及司法诉讼的程序。

执业律师饶兆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也提到,警方可能在巨大舆论压力下急于结案,而在调查过程中以不恰当的方式录取口供。

“重大案件发生时,警方到现场办案是否专业?查案的过程中,警方是否完整地保留证据和证人?警方办案的时候,可能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急于结案,这可能促使警方长时间地,甚至虐待式的方式去得到自白的供词。”

“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些外国人不懂马来文,他根本不明白自白书的内容写了什么,但警察要求他们签字,他们就只有签了。”

根据内政部2017年3月28日的国会答复,马来西亚在2002至2016年期间共发生了257宗扣留间死亡案。这些真实案例显示了,警方拘留嫌犯和录取口供的过程可能存有疑虑。

饶兆颖目前是亚洲反对死刑网络(ADPAN)执行理事,同时也是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副主席。她接着提到,攸关死刑的案件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后,也存在诸多可能出现纰漏的风险。

她举例,审讯过程中经常出现证人给假供词的情况;有时则是被告可能找不到其他证人,或证人最后一分钟突然没有出庭供证,被告最终难逃死罪。

“有时候,检控官很迟才将资料交给辨方律师,导致辨方律师查阅和调查的时间不足。此外,部分证据有可能被销毁,或是检方故意不拿出来,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些情况都对于辨方相当不利。”

“证据充足而不需再查”

这种调查官隐藏部分线索和证据的说法绝非凭空想象,钟盈欣在访谈中以亲身处理的案件为例,证明了检方未竭力调查找出真相的可能性。

钟盈欣指出,她曾处理一宗贩毒案,被告女子被指邮寄毒品。不过,这名女子坚称自己并不知道行李箱里面藏有毒品,仅是协助朋友寄送该行李。

调查过程中,她已向海关执法人员提供数个涉及人士的姓名和联络电话,但执法人员却没有进一步调查被告提供的这些重要线索,直接以部分的证据提控她。

“直到那名调查官(Investigation officer)出庭时,他都从没去调查这些真正的毒贩,没去调查这些电话号码和姓名。他给出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已有足够证据将她定罪,所以他们并不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

“以这个案件为例,让我们试着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的朋友叫你帮忙寄包裹,你一般来说也不会把它打开来看,因为他们是你的朋友。当你被捕时你向执法人员提供了他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你自然而然预期警方会去调查。”

“然而,他们竟然没有调查,因为他们认为已有足够证据将你定罪。接着,法官也告诉你,你必须知道他们的真实全名、护照号码、地址等等才行……那你会怎么想?”

有罪推定原则的存疑

根据《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7(d)条文,若当局在任何人所管理或控制范围内查获毒品,则他们有权推定此人就是毒品的拥有者,且推定他知道该毒品性质,直至对方能够反证。

换句话说,这项条文背后的立法思维乃是“有罪推定”,也就是被告在被判有罪之前,就已被推定为有罪。这似乎并不符合一般人所认知的“无罪推定”原则,也就是任何人在被定罪前皆属无辜。

一名韩国学生金云宋(Kim Yun-soung,见上图中)在2016年10月19日于汝来新镇(Bandar Baru Nilai)的公寓遭警方破门搜查发现219克大麻,若被判罪成则将面对强制死刑。

当时警员以证人身份坚称,案发时现场只有该名学生。直到辩方律师哥宾星告诉法庭,他们已找到闭路电视录影显示还有其他人在现场,这名身为主要证人的警员才承认欺骗法庭,而被告随后获得释放。

法律资源取决于阶级

除了检控过程可能出错导致误判错杀,死刑案被告的经济能力,也可能促使他们无法获得恰当的法律支援,最终导致审讯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的问题。

执业律师凯珊莎丽扎(Khaizan Sharizad Ab Razak,见图)受访时说,虽然死刑案被告从高庭判决之后,有两次机会上诉,但无辜者却可能因经济能力不允许而选择不上诉,因而错失翻案的机会,遭国家机器错杀。

“我曾经处理过数个谋杀案的诉讼。有一个案件是这样的,被告在高庭被判死刑,上诉后上诉庭继续维持高庭判决,但他再次上诉到联邦法院时却翻案了,最终无罪释放。”

“试想想如果他没有上诉呢?如果他没有经济能力负担上诉的费用呢?他就已经被吊死了。如果案件可以这样在上诉阶段翻案,那是否意味着司法可能存在错误?”

阿都拉希处理死刑相关的司法案件已有近7年的经验。他说,研究显示死刑犯的社会经济地位及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有者甚至无法负担法律咨询及辩护律师的费用。

“当他们无法负担聘请好律师的费用时,国家会委派律师为他辩护。但是这些律师的素质各有不同,没钱的人很可能没有获得最好的辩护,进而让他们曝露在审讯不公的风险之中。”

司法有纰漏更需死刑?

国内外多个真实案例都显示了,世上不存在完全无错的司法制度,执法者的职业环境、绩效压力、社会舆论压力、警员渎职、未获良好辩护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误判错杀。

因此,支持废死者认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即是停止执行死刑及修法废死,以确保国家不再错杀任何人。

然而,反对废死者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支持死刑的律师邓惟浰认为,由于执法单位及司法体制确实存在疏漏,因此更不应该废除死刑,以免犯罪者钻着体制的漏洞逃出来继续危害社会。

邓惟浰虽然是一名商务律师,但她也经常在诗巫汇丰银行经理命案审讯中“监察旁听”(watching brief)。她向《当今大马》投书表示,目前的执法效率不彰,犯罪率每年节节攀升,如果政府执意废除死刑将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当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没有被清理干净时,为什么(政府)要造成更多问题? 当执法甚至无法防治其他罪案如抢劫、强奸、虐待儿童时,怎么要求他们打击和预防更严重的犯罪?这无非是给无辜的平民造成更多苦难。”

邓惟浰认同,警方及检控官的实际工作环境存在着许多限制,但她担忧的不是死刑可能错判无辜,而是辩护律师总是能够“协助”犯罪者逍遥法外,仅有少数罪犯被制以死罪。

“在警察不足及检察官超劳工作的情况下,执法单位争取正义已经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但是,那些辨方律师却总是被聘用来让这些罪犯逃脱法网,很少人真正被判死刑,很多都逃走了。”

她认为,马来西亚应加强完善执法及司法系统,以提升社会治安,并保护平民百姓的福利和权益,而非关注罪犯的福利及人权。

“我们的人权更加重要。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法律来保护我们。我们必须要执行最高的法治,请保护我们。请保留死刑。”

过去,在马来西亚谋杀、贩运毒品、持枪、攻击国家元首、统治者或州元首或发动恐怖行动都是强制死罪;教唆武装叛变、绑架、强奸致死、劫杀等等则可被判处死刑。

去年底,前朝政府已为废除死刑迈开第一步,朝野议员已在国会通过《2017年危险毒品法令》修正案,取消强制死刑条文,将死刑斟酌权交给法官。目前,希盟新政府也计划向国会提呈法案以废除所有死刑,并以至少30年徒刑取而代之。

法官应被赋予斟酌权

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迄今共有1279名死囚,其中366人目前正在上诉,另有355人正在寻求苏丹或元首特赦宽恕。

身为上诉庭退休法官,希山慕丁强调,当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是“强制死刑“,而法官的职责即是执行法律,没有任何自由决断的空间。

他过去在判案时务求谨慎十足,尽量做到自信没有任何疏漏。不过,尽管他已依据法律及证据确保自己毫无疑虑地下判,每当他宣读死刑判词时,内心却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浓烈的情绪,因为他认为夺取任何人的生命都属残暴而不人道的行为。

“我必须要透过证据和证人,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satisfy mysel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如果依照证据和法律,我认为存在某些合理怀疑,我就会释放被告。”

“这样的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我只是执行法律的人,因为这就是法官的职责。因为是强制死刑,我并没有自由决断的空间。”

“但是,每当我宣判死刑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充满同情和情绪。我必须强调,我反对任何死刑,无论是谋杀案或是贩运毒品。”

前联邦法院哥巴斯里南(Gopal Sri Ram) 曾处理过多宗国内攸关公共利益的重大刑事案。他接受《当今大马》询问时则表示,法官应被赋予斟酌权,以不同程度的监禁来取代唯一强制死刑的刑罚。

他举例,某些残忍的凶杀案件中,如蒙古女郎阿旦杜亚的炸尸案,凶手应被判处终身监禁;那些强暴致死的凶手也应该被判终身监禁(natural life sentence)。

至于贩运毒品,哥巴斯里南认为,那些被指为毒枭(drug lords)的罪犯应当被判终身监禁,而毒骡(drug mules)则可被判处10年至20年监禁。

“至于那些并非蓄意谋杀的死亡案,法官应考虑从《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谋杀罪名,降低到《刑事法典》第304条文误杀罪,并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其他蓄意谋杀的案件,则可判30年监禁。”

他也强调,法官处理谋杀案件时,必须谨慎地斟酌案件的严重性,并且同时考虑到受害人的利益。

司法威信在知错能改

前高庭法官赛阿末依迪(Syed Ahmad Idid)受访时则没有明确表达他对于死刑存废的立场。他认为,司法制度虽然存在错判无辜的风险,但是倘若错把凶手释放也同样糟糕。

如此一来,赛阿末依迪强调,法官必定严谨判案。“法官的职责就是查明事实真相,法理之中最强调的就是事实。我担任法官的期间曾处理许多贩毒和谋杀案件,我必会彻底地进行审讯。”

“我在12岁到15岁的时候就看过电影《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时,就已经从中学习证人的说辞如何可能在审讯中突然转向;庭方必须谨慎地捉住撒谎或仅透露部分事实的行径。因此,我对自己裁决都有信心,我向上苍请求谅解与祝福。”

错判无辜,又或是错误释放了凶手,两者都是司法体制可能出错的情况。2017年,台湾一宗谋杀案错判的冤案死囚徐自强重获自由后,他的辩护律师林永颂在记者会上说过:“我相信,司法的威信并不是建立在不会犯错,而是建立在有错的时候会修正。”

国家有无权力杀人?

司法体制发现误判时,若要有机会自我修正,唯有暂缓执行及废除死刑,司法系统才有可能实现“自我修正”的正义。那么,至于那些证据确凿,不存在任何错判风险的谋杀案,国家可否夺取罪犯的性命呢?

阿都拉希受询及时说,即使能够排除误判错杀的可能性,国家也无权剥夺任何人的性命作为惩罚。“国家应该尊重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的权力。无论发生什么事,国家或政府都不能夺去任何公民的性命。”

当人们以“生命可贵”的理由要求报复,替死者向罪犯“要命”时,也间接地支持一个有权杀人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拥有比任何个人更大的力量,更容易错杀活人,而且难以控制、揭发、纠正。若个人杀人要以命偿还,那么国家错杀的时候,又能拿谁的命来偿还?

人民将部分的权力授权政府组成国家,交由国家负责管理社会秩序,并调节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究竟国家能够被赋予怎样的权力?是否能以“正义”之名夺取人民的性命,至今乃是争辩未完的哲学问题。

无论如何,废除死刑为全球当前的趋势乃不争的事实。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共有106个国家完全废除死刑,7个国家部分废除死刑,29个国家暂缓执行处决,56个国家仍保留死刑。

“正义”的概念能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相信“报复型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者或许担忧,废除死刑后受害者家属的正义无法伸张,抑或受害者家属的利益将会受损。同时,主张“修复型正义” (Restorative Justice)人士认为,囚禁或处死犯错者并无法“治本”或修复社会问题,而正义应是强调当事者的权利与尊严,以及修复已损坏的社会关系。

本专题由黄凯荟与哈菲兹雅丁(Hafiz Yatim)共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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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4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要命”的正义3:隐形的死囚家属

发表于 2018年11月8日08:00  |  更新于 2018年11月8日08:01

“要命”的正义系列昨天梳理了死刑存废的概况,同时直击司法前线工作者的观察。这一篇,我们将会直面死刑制度下“隐形的受害者”,亲身聆听死囚家属的心声,冀望为死刑存废的公共辩论,敞开鲜少触及的另一面。

大马国际特赦组织从去年开始接触何有华案例,发现柔佛警方在2005年逮捕被控贩毒的何有华时,曾涉嫌动用暴力逼他就范。经过多年的监禁和诉讼,法庭在2011年判他强制死刑。

后来,他两次上诉失败,2014年向柔佛苏丹寻求特赦,至今仍未有回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要等多久,即使收到特赦局的回复,信函上也只会简单地说特赦或拒绝,不会列明原因。现年33岁的他每天被囚禁在封闭的牢房里,度过了13个年头。他两次错过至亲的葬礼,自己却在牢里空等,生死未卜。

暴力逼供折腾程序

入狱那一年,1984年出生的他,刚满20岁,在柔佛工作。警方发现他拥有188.35克冰毒,立即逮捕他和女友。11岁辍学、在街边档口当头手的他,只懂说粤语和华语。录供时,他没有律师代表在场。警方为他提供翻译服务,可是他发现翻译员的笔供,与自己的口供有所出入,于是拒绝签字。

警察动用暴力打断他的手指,还威胁他若不配合,就转而对付他的女友。他只好乖乖就范,签字认罪。根据《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文,贩毒一旦罪成,就是死路一条。经过漫长的6年监禁和诉讼,法庭在2011年5月12日裁决他有罪。那一年,他26岁。

他从普通监狱,转到死囚监狱。那是封闭的监狱,必须单独囚禁,不得与其他囚犯交流,日夜受到狱卒的监视。为了给他打官司,家人已用尽所有积蓄,还四处向亲友贷款。法律赋予死囚拥有两次上诉的机会,可以翻转自己的命运。可是,用何有华家人的话说,那时候他们已““山穷水尽”。

没钱上诉请愿宽赦

他们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用粤语说,“我们来自贫穷的家庭。我们将全部钱都用完,出去借的也借了,拿来打官司,全部都失败。我们请回来的律师,那个最主要的律师没有上庭,只是叫其他律师出庭,每次都不同的律师。到了上诉时,我们都已经山穷水尽了,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请律师了。”

“没办法之下,我弟弟就说用政府律师。但是,用政府律师,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连什么时候上诉、什么时候结束了,他做着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政府律师根本都没有找过我们商量过什么。 ”

按照规定,政府将会委派律师给那些没有能力聘请私人律师的人,确保他们在司法诉讼过程中获得公平的审讯。不过,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正如前一篇文章所提,政府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会连带影响诉讼的品质。

何有华分别在2012、2013年上诉,出庭时也提到警方调查不公和动用暴力的问题。可是,法官还是维持原判。不过,他的家人对整个上诉过程毫不知情,直到有次到文冬猛巴卡监狱探望他时,才猛然得知他已用完了上诉的机会。

2014年,何有华向柔佛苏丹寻求特赦,至今仍没有下文。他的家人继续过着天旋地转的生活,平时忙碌工作之余,还得四处打听如何跟进特赦申请的进展。不过,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联络特赦局,完全束手无策。

间中,他们在非政府组织觉之家的陪同下,趁前文冬国会议员兼前交通部长廖中莱出席何有华的监狱新春团拜时与后者碰面,并要求协助宽赦事宜,却没有下落。几经转折,他们迟至去年10月才接触到大马国际特赦组织,并在展开全球请愿活动至今。

实际上,《当今大马》没有机会直接面访何有华家人,连照片也不易取得。在各种考量和压力下,他们选择通过他们信任的大马国际特赦组织,转交他们的采访录音。他们还希望以“何有华家人”具名,足见死刑存废争议和公愤下,隐形受害者的复杂。死囚和他们的家属所背负的污名,让他们和其他受害者在面对媒体与公共时,都得被迫面对那不可控的被再现、被代言的弱势位置。

不至于被判死刑

去年12月,前朝政府已在国会通过修正案,废除《2017年危险毒品法令》强制死刑条文,将死刑斟酌权交给法官。当时,死刑刑罚还是存在,但政府至少开始承认国际法的标准,认为贩毒并非最严重的罪刑,那是废死的第一步。今年10月10日,希盟新政府兑现竞选诺言,更进一步地拟在本季国会修法废除所有死刑,并以至少30年徒刑取而代之。

何有华年迈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惊喜交集。他的家属说,“幸好政府这次决定废除死刑,为我们家属带来很大的希望,尤其是我妈听到政府要废除死刑,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

至于何有华所面对的罪刑,他们则表示,“我们承认他真的有错,但是不至于要判他死刑。”

“我弟弟有华根本都没上完小学,就出来社会工作,未满21岁就被捕了。(可能)被人利用了,他自己本身也不知道,因为他都没懂事。”

“作为被判死刑的家属,我们当然希望惩罚他之后,有机会给让他从新做人的机会,而不是被判死刑。”

“我们认为30年徒刑代比拿走一条人命好多了,因为这样(活着)才能继续忏悔所犯下的过错误。”从死刑到可能转为徒刑,对他们来说已是天大的礼物。

两次错过至亲葬礼

何有华在没有充分法律支援下,从被捕、诉讼、定罪、上诉到等待特赦,在牢房里已度过了逾10年。他错过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两次至亲的葬礼。

他父亲过世时,喃呒佬开坛打斋,启灵招亡,准备送亡离位时,掷筊问卜亡灵意愿时,一直不得应筊。何有华家人说,“打斋佬叫我们跪完又跪,都抛不到圣杯。我妈见状很伤心,接着就走前去,跟我爸爸说,‘我知道你最不放心就是有华,你安心上路吧,我们会照顾有华,会经常去探望他。我们会努力帮他获得特赦,等到他可以出回来’。”

“我们全部哭着叫我爸爸上路,又喊又叫,不要再挂着我弟弟,最后才求得圣杯。我们知道爸爸终于可以安心上路。”

又一次,最疼爱何有华的婆婆病重住院,倒数生命的尾声。“她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要求我们送她回家。老人家不喜欢在医院死去,她宁愿在家。”于是,家人把她接回家里。她戴着氧气罩躺在大厅,亲戚都赶来看她最后一面。“她已经意识不清楚了,但硬是要撑着一口气,就是为了希望可以见到我们的弟弟回来看她最后一眼。”

婆婆一直撑着,家人都知道她还有牵挂,明知不可能,也希望她最疼爱的幺孙何有华能回去见他最后一眼。家人为了不让他苦苦撑着,于是决定骗她。“我们叫我的侄子冒充我弟弟,教他说:阿婆,我回来了。我是有华,我回来看你了,我回来看你了。”

“我们把侄子的手交到婆婆的手上。我婆婆觉得奇怪,问说为什么我弟弟会这么肥?她都还没等我们的回答,就已经离开了我们。”尽管已过了一段时间,家人还是内疚不已。“我们觉得自己很衰,明知她临死了,还要骗她。”婆婆过世时,何有华完全不知情,家人也无法通知他。

听着录音,何有华的家人原本谨慎地照着稿念一家人商量好的回应,惟说到这些死亡经历时,早已进入记忆,脱稿叙述,泣不成声。

大马国际特赦组织为何有华发起起源活动的官网上,留着何有华的几句话:“我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我的朋友奢华度日,我想像他们一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了。我想找一份正当的工作,用余生照顾我的母亲。”

如今,政府已暂缓执行死刑,直至在国会通过废除死刑修正法案后,死刑存废一事才能真正尘埃落定。易言之,何有华是否会被处死,或会否获得宽赦,仍是个未知数。

既有司法制度不完善,存在错判误杀的风险,而且死刑是否能够有效惩戒罪犯、防范罪案始终存疑,需要制度决策者、公民组织和公民理性地辩论,包括法治精神的终极意义。

无论从报复论者或修复论者或持其他立场者的角度来看,到底死刑这“要命”的正义,是要把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驯化成跟“凶手”一样的冷血无情,还是要更谨慎地限制国家机器主宰他人生死的权力,才有可能为更民主和友善的社会寻求出路?



“要命”的正义4:活着的人怎么办?

发表于 2018年11月9日08:00  |  更新于 2018年11月9日10:03

正视受害者和家属伤痛和正义是反对废除死刑者的重要论据。而且,他们认为,废除死刑后,只会让更多人恣意妄为,祸害更多无辜者。

可是,倡议保留死刑,以一命抵一命的方式惩治罪犯,是否是治理和防止犯罪的办法,还是那只是让反对者漠视制度缺漏的廉价方法,用来彰显正义的虚假诱惑?

《“要命”的正义》系列专题前几篇,从司法前线工作者的视角和经验,说明落实死刑来实践正义之困难;同时,直视死囚和其家属的处境,检视众多受害者遭到忽略的问题。

这一篇,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得正视受害者和家属的伤痛和不公到底要如何处理?他们到底需要哪些制度支援?这些都是死刑存废争议,必须正面回应的问题。

8年前,马新公民团体号召10万人联署声援杨伟光,最终逃过死劫,改判终身监禁。

不是要跟受害者对立

国际特赦组织成立40年来,长期在世界各地投入废除死刑运动,包括马来西亚。2010年,马新两地社运组织号召10万人联署,声援贩毒者马来西亚籍杨伟光,最终逃过一死就是一例,改判终身监禁。

国际特赦组织大马分部执行主任沙米妮(Shamini Darshni Kaliemuthu)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一直都有留意反对废死的声音,但她进一步表明,反对死刑并不是要与受害者和家属对着干,“在马来西亚,我们留意到有人争取保留死刑制度,认为受害者家属也理应获得正义。”

“我要明确地表明,反对死刑者绝不是要把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大事化小。”

她认为,死刑经常伴随着充斥瑕疵的司法制度。例如,警方滥权拷问逼供、缺乏独立专业的法医等,导致无辜的人可能会被处决。其中,日本史上被关最久的死囚袴田岩(Iwao Hakamada)就是一例。

1968年,袴田岩是一名职业拳击手,涉嫌杀害一间味增制造工厂的老板和家人,并放火焚烧工厂。他一开始否认有罪,但每天经历检警长达12小时的殴打和逼供,最终签下自白而被判死刑。整整50年后,4年前出现新证据,法庭才下令释放袴田岩,暂缓执行死刑,并给予再审。不过,今年6月,东京高庭却驳回再审,已是高龄82岁老人的袴田岩在技术上仍是犯人。

死囚袴田岩遭囚禁50年后,因法庭发现新证据而下令获释等待再审。

沙米妮续称,“没有任何司法制度是完美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政府如此宣称。”

在美国,公民可以轻易地在网上搜寻每年死刑的统计数据,包括按州属、性别和种族,以及已被处死刑和即将被处死刑的死囚名单。可是,她说,马来西亚政府缺乏透明,拒绝透露全面的死刑数据,多少冤魂已被处死,也无从追溯。“如果死刑是有效,为什么马来西亚当局从来不愿意公开更多全面的死刑数据?”

对沙米妮而言,“死刑无非就是国家默许的谋杀。”她认为,死刑不可逆,所以必须废除死刑防止冤案。可是,犯错的人还是要受到法律惩治,她说,国际特赦组织要争取的是“适当和对称的惩戒”,如此一来,才不会让司法辜负了受害者和家属。

受害者支援系统

最近,政府也初步提到正视受害者和家属伤痛的问题。他们考虑参考美国的补偿机制,研拟受害者补偿基金,以安抚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并减轻经济负担,惟细节尚不明确。

不过,社会对废除死刑一事难以达成共识,金钱补偿的建议必然也引起颇多争议。

一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批评,此举不过是落井下石,在受害者家属的伤口上撒盐。不过,部分支持废除死刑的人认为,政府正视受害者和家属的需求乃是进步之举,符合修复型正义的转向。

过去也支持死刑的律师兼前副检察官钟盈欣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谋杀案受害人家属必须获得合理的金钱赔偿,以确保这些失去至亲的家庭能够继续生活,尤其必须确保受害人年幼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不过,钟盈欣也强调,国家不能仅以金钱作为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发生后,政府提供的修复与支援系统或许更为重要。

“我的意思并不是金钱可以补偿一切。我必须强调,金钱永远无法治愈伤口,已逝的生命也无法以金钱作为补偿。”

钟盈欣认为,金钱补偿固然重要,但完善的修复系统更为重要。

钟盈欣谨慎地提出,受害者家属承受极大的伤痛,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他们代言。惟她认为,落实死刑处死加害人,并不等同于保护家属;反之,废除死刑也未必就是违背受害者家属的利益。

她认为,受害者所需要的或许不是处死加害人,而是完整的支援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辅导和社会福利等等,以协助受害家属面对法律诉讼和维持生活。

“我们必须看见更大的问题。受害者家属心中的伤痛,唯有在获得适当的心理支援、辅导、法律援助时,才有可能释放。这正是我们需要为受害者家属提供的协助。”

她也强调,国家为受害者家属设立支援系统并不是“废死后的下一步”,而是必须马上开始的任务。

其实,钟盈欣点出了受害者保护制度建立的必要,而且它和死刑存废是两回事。换言之,无论政府是否废除死刑,国家都应该为受害者提供支援,包括我们在前两篇谈到的,正视和整顿既有警务和司法的不公。

攸关证据法修案

不过,部分律师却不认同金钱补偿的作法。执业律师凯珊莎丽扎(Khaizan Sharizad Ab Razak)认为,一旦接纳金钱补偿措施,似乎意味着我们同意人的生命可用金钱来衡量。

“我不相信金钱赔偿,这仿佛意味着你可以用钱来衡量人命。”

执业律师阿都拉希(Abdul Rashid Ismail)则认为,现有的司法制度已能让受害者家属入禀民事诉讼索取赔偿,因此政府无需另设受害者补偿基金。

不过,根据《证据法令》第43条文,刑事审讯裁决不能用于民事案。换言之,即使刑事法庭判犯人罪成,但受害者家属须另入禀民事索偿,而且法庭需要重新传召证人和提呈证据,以证明被告在命案负有责任。

对此,阿都拉希认为,政府应修订《证据法令》,允许刑事审讯程序用于民事诉讼,让受害者家属不再需要重新经历漫长的诉讼过程以获得赔偿。

“修正刑事法,让法庭可以把刑事审判过程,将杀人犯定罪的证据纳入考量,好让家属更容易在民事诉讼中,向肇事者索赔。”

凯珊莎丽扎担心有人滥用司法,而不同意随意修订《证据法令》。

不过,凯珊莎丽扎则对于修订《证据法令》的建议存有疑虑,她认为刑事司法系统与民事司法系统的功能与性质不同,不可轻易地以“更方便家属索偿”为由修改法律。

“我担忧的是,这样会仍有心人滥用司法。当我们对受害者家属怀抱同情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谨慎小心,避免司法被滥用。”

家属非铁板一块

另一方面,沙米妮以美国的《谋杀案受害者家属人权促进会》(MVFHR)为例,提醒受害者家属并非铁板一块,一面倒支持死刑。

这个团体由受害者家属所组成,誓言要“以受害人之名,治理要让死刑在全世界绝迹”。这反转了支持死刑这的一般假设,四处跟不同国家的受害者家属、律师、人权团体和民众交流,分享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对于死刑的看法,积极推动废除死刑运动,同时把死刑视为受害者人权议题。

其中,组织成员阿芭盖尔(Aba Gayle)提到,她的女儿凯萨琳(Catherine Blount)19岁时被谋杀时,她原本也相信检察官的话,认为将犯人处死能让她的痛苦痊愈。可是,她后来才发现那是个谎言,直到有人建议从修复型争议的方式来思考后,才开始获得解脱。

瑞尼库欣(Renny Cushing)也是谋杀受害者家属人权促进会的成员。他的父亲在家中遭人谋杀,而母亲也目睹案发经过。许多受害者家属都经历过“为什么偏偏是我”的愤怒和伤痛,因此他说,没有人任何人会对“家人被谋杀”这件事作好心理准备。不过,他坚决反对死刑,认为那无法把他的父亲的性命挽回。

沙米妮以美国公民组织为例,说明受害者家属并非铁板一块。

沙米妮(见图)表明,国际特赦组织虽然并没有明确说明要提倡修复型正义,可是,他们认为,修复型正义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犯罪和惩戒的意义,也是政府应该考虑的替代选择。

“马来西亚经常落实报复型正义,一种旨在惩罚他人来彰显正义的方式。不过,修复型正义关注犯人改造,并推崇如受害者和家属与犯人之间的和解的观点,以提供一个可行的方式铭记所有人的生命。”

隐形的受害者

让人深思的是,在社会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过去漫长的废死运动中,大马国际特赦组织多半跟死囚和家属联系,与不透明的司法和特赦斡旋,救一个是一个。在他们的眼里,除了受害者和家属外,死囚和家属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不过,死刑存废争议的撕裂声音,让同是受害者的双方无法彼此相遇对话,就连大马国际特赦组织的职员也不禁感叹,“受害者和家属应该很不喜欢我们吧?”,更进一步地指认出这这场运动的对话真空。

2016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表一本厚达400页的《死刑与受害者》。报告书提出两大主张:一,受害者观点是讨论死刑存废的核心;二,扩大受害者的概念。

联合国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西蒙诺维奇(Ivan Simonovic)在序中坦承,尝试扩大受害者的概念,必然会冒犯一些人的立场。不过,他们更关注的是:受害者对死刑的态度是否一致?死刑如何有助于社会疗愈过程?受害者家属与罪犯的和解如何可能?当代司法制度是否重视受害者或某些人的利益?

他点出,死刑并不仅无法真正治愈受害者家属的伤痛,反而让他们甚至包括囚犯和家属、执法官员和法官等在面对判决和死刑执法过程中,面临二度创伤。

譬如,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狱卒曾在毒气室目睹三宗死刑,让他自我感觉“脏污”,并强调“狱卒每处决一个囚犯,自我的某个部分也跟着死亡。”又或,来自美国南部唯一保留死刑的州属的法官忆述,第一次裁决一名囚犯死刑后,忍不住马上赶回办公室呕吐。

西蒙诺维奇形容,他们都是受到忽视的“隐形受害者”,“一谈到死刑,几乎所有人都输了。”

去年,大马籍油站员工普拉巴卡兰(S Prabagaran)被新加坡警方发现,借来的车里藏有海洛因,尽管他坚持自己清白,但最终仍被判死刑。

沙米妮也认为,死囚家属同样清白无辜,他们却同样必须放下工作,陪伴家人经历冗长且官僚的诉讼程序、面对媒体追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默默承受难以言喻的伤痛。

“虽然他们也是清白无辜的,可是,他们要承受亲人成为死囚的伤痛却经常被忽略。”

“就像一般受害者,他们的孩子也是失去了双亲、家人,甚至是养家糊口的人。”

相对于既有司法制度的报复型正义,沙米妮也认为,修复型正义是一种可能的替代出路,让社会重新思考犯罪和惩戒的意义。

“因此,如果马来西亚考虑朝向修复型正义,死囚家属也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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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

“罪犯杀人有想过仁慈?”,受害者家属反废死

发表于 2018年11月9日20:12  |  更新于 2018年11月9日20:37

希盟政府拟修法全面废除死刑之际,数宗重大命案的受害者家属公开表达愤怒,并控诉希盟探讨废死对家属不公。

多名受害者家属今日在律师邓惟浰的陪同下,于吉隆坡蒂沙班登(Desa Pandan)召开联合记者会。

他们包括已故美妆界富商苏茜拉华蒂(Sosilawati Lawiya)、已故检控官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和已故诗巫汇丰银行经理黄政贵的家属。

苏茜拉华蒂的女儿丽塔(Erni Dekritawati Yuliana Buhari, 或称Rita,见图中) 表示,她经历了长达8年的时间才盼到法庭于去年裁决被告死刑,而今政府说要废死让她深感不公。

“我母亲的案件审讯了8年。我的孩子都已长大,最大的孩子快要就读小学二年级了。这说明审讯的时间有多漫长。”

“去年,法庭终于判他们死刑,让我感到很高兴。不过,难过的是,如今却听到政府打算废除死刑。”

“我想这对我们不公平。我明白政府正朝向人道主义,不过,罪犯是否曾想过对受害者家属仁慈?”

丽塔发言时控制不住悲愤的情绪,而不禁啜泣起来。

2010年,苏茜拉华蒂与随行3人遭另3名男子杀害,并将尸体烧成灰烬,再将部分骨灰撒进河里。联邦法院去年4月裁决,三名男子谋杀罪成,即强制死刑。

废死对受害者残忍

另一名受害者家属,即凯文莫莱斯的弟弟理查(Richard Morais,见图左)也强烈反对废除死刑。

“这对我哥哥的遭遇而言是残忍的。罪犯绑架他,把他塞入石油桶,再灌满石灰封住。你们(政府)真的要放走这些人?这公平吗?”

此外,黄政贵的姐姐黄惠芳(见图右)也质疑废除死刑的决定,并称即使有死刑的存在,寻求正义已非常艰难。

“没有人应该从犯罪中赚得好处。难过的是,这里却发生这样的事。作为罪案的受害者,我们感到痛苦万分。诗巫高庭花了6年时间才成功把杀人犯定罪。我弟弟身上有20多处遭刺伤的伤口。”

“我们必须保留死刑以防止罪案。”

应优先保护人民

三方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代表邓惟浰(见图)提醒,希盟政府应该优先保护人民,改善执法,而不是废除死刑。

“废除死刑对多数人都没有好处,而且并不合理。废死是短视,危险的,而且将会为社会制造很多混乱。”

邓惟浰最近向《当今大马》投书反对废死,较后也向《当今大马》表示,自己虽然是一名商务律师,但她也经常在诗巫汇丰银行经理命案审讯中“监察旁听”(watching brief)。

保留死刑惩蓄意谋杀者

另一边厢,两年前遭枪杀的公正党砂州候选人比尔卡勇(Bill Kayong) 家属也表明不认同废死的决定。

《马新社》报道,公正党美里国会议员张有庆表示,比尔卡勇的家属转告反对政府废死的立场,并认为此举等于告诉社会,谋杀不是严重的罪行。

张有庆今日在美里的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时说:“他们家属私下传讯息告诉我。”

张有庆主张,应保留死刑以对付蓄意谋杀者,同时向那些意图以身试法的人传达强而有力的讯息。

他也说,马来西亚应效仿新加坡的刑事法,尤其是死刑。

比尔卡勇生前是张有庆的政治秘书兼公正党美里区部秘书,同时也是2016砂州选举候选人。

2016年6月21日在美里史纳汀的Emart一站式购物商场附近的交通灯遭人枪杀。警方于同年11月25日提控主嫌菲特里(Mohd Fitri Pauzi)谋杀罪名;另外两名嫌犯黎昌龙及陈伟忠则被控唆使谋杀。美里高庭已在今年8月10日裁决菲特里谋杀罪成处以死刑。

随着希盟政府履行选举承诺推动废死,目前马来西亚已停止执行死刑。负责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已表明,政府理解受害家属的痛苦,但仍会彻底落实废死,改以至少30年监禁取代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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