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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华裔课题:郭鹤年盛赞华人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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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8 13:3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今大马

政府513后狂热扶助土著,郭鹤年进谏胡申翁无功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7点9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42分

马来西亚富豪,也是一代“大马糖王”的郭鹤年表示,大马政府在513种族冲突后,就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

而眼见这种恶劣的趋势,他曾在1975年尝试进谏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但最终无功而返。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表示,在513事件之前,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领导的政府理智地帮助马来人,但同时也会避免过度偏袒的问题。

“自从1969年5月13日,马来领袖只有一种哲学思想:马来人需要扶持。”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执行第二次就是打抢”

郭鹤年举例说,为了达致30%土著股权的规定,政府甚至不惜“抢劫”,两次要求同一家企业达到这种股权分配。

他抱怨,马来股东拿到股权后,往往就把股权卖掉,以致30%马来股权规定落空,此后政府又来向企业施压。

“如果你改变一次规则,为了达致大家所同意的目标,即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执行第二次,那就是打抢了。只是因为政府为之,为何它就不是打抢了?”

匆忙下选择有害捷径

“虽然身为华裔,但我在马来西亚出身和成长,跟马来人一起上学,看到马来人被如此误导,我感到伤心。我认为,他们匆忙地拉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鸿沟,选择了有害的捷径。”

“他们狂热地拉近经济鸿沟的副作用就是,种族主义益发恶劣。”

郭鹤年抱怨,政府里没有人愿意聆听他的心声,毕竟在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内,无人愿意否定权者,就如“国王新衣”的故事一样。

进谏促抛弃种族之分

郭鹤年透露,为了扭转这个国家的不良趋势,他在1975年9月进行了一次,也是他唯一的“强烈尝试”:找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畅谈心声,力促他万一掌政,务必选贤与能,同时抛弃种族之分。

“我恳求他,‘求求你,胡申,任用最好的人才……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善用他们。反之,胡申,你的族人现在所走的方向,过度的扶持土著,(若)溺爱长子,(最终)你的长子将骄横不逊。’”

当时,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已经病重,因此胡申翁极可能很快就要接掌国家的执政权。胡申翁最终在1976年1月出任大马第三任首相。

胡申翁无法力挽狂澜

不过,郭鹤年表示,胡申翁给他的回应却让人失望。

“数分钟,他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不,罗伯(郭鹤年英文名)。我不能那么做。依马来人如今的想法,他们无法接受之’。”

郭鹤年补充,虽然胡申翁了解其想法,但已无力阻止已“走得太远”的扶持马来人趋势。

“在胡申翁任相期间,他只能部分地阻止这种浪潮。国家的火车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胡申翁的力量不足以把火车抬起来,再将之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东姑曾视中共为“魔鬼”,郭鹤年透露访华后改观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7点33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透露,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早年一度坚信,中国共产党乃“魔鬼”,但在访华之后,这种偏见一扫而空。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表示,他认识大马的六任首相,其中东姑的行事节奏很快。

他说,东姑接受优良教育,并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法律学位。

“若你谈到头脑,东姑很聪明,并很敏捷。他的妈妈来自泰国,因此他有着泰国人所拥有的灵敏,即能嗅出及鉴定一个人是否可信。”

但他说,东姑不大关注行政事务,并把多数行政事务交给副手拉萨处理。

“东姑就像一名策略家,他看大局。他晓得把部队移去哪里,但实际上战场及制定详细活动,则不是东姑本人。他会说:‘拉萨,你接手,你现在就处理它。’他们合作得非常好。”

起初对共产有盲点

无论如何,郭鹤年表示,东姑也有其盲点,尤其一度对共产主义抱持了狂热的观点。

“当我们关系很紧密时,某天,东姑对我说:‘共产主义者!在伊斯兰,我们形容他们为魔鬼!而中国共产党,你不能和他们接触,否则你就是在和魔鬼接触。’”

“他不断谈论着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我回答说:‘东姑,中国会成为共产,皆因人民受到压迫、入侵和遭遇巨大痛苦。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

“但他插话说:‘哦,你不相信吗?中国人正与魔鬼交往。他们的人民完了!你不知道,你身为大马华人多么的幸运。’”

“我温柔的回应说:‘东姑,身为大马首相,你应该和他们(中国)交朋友。’”

访中国后偏见消失

郭鹤年表示,多年后的1980年代,已卸任的东姑受邀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东姑。

他说,东姑当时与15名华裔商家同行,在前往中国途中,东姑在香港停留,并和他共进晚餐。

“当东姑回马途中,再次在香港停留,而我们又再次共进晚餐。我问他此行的感想。他所有的旧偏见都消失了!”

“他甚至不想提及他们。他只是说,这趟行程让他大开眼界。他说:‘他们(中国)也是体面的人,就像你和我。我们可以无所不谈。’”

此后,郭鹤年说,从此不再听到东姑形容共产中国是魔鬼化身。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公平治国却被骂卖族,郭鹤年为东姑叫屈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21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47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中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叫屈,认为后者任相期间,公平对待国民,无偏袒特定族群,无奈最终却背负“卖族”的骂名。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转载的部分篇章,郭鹤年说,在513种族冲突事件后,东姑很气馁。

“513事件后,他变了另一个人。(时任副手)拉萨成功说服他和内阁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一个独裁的政府机构,而拉萨受委为主席。”

“国会停止运作。当国家行动理事会解散时,拉萨受委为首相。东姑不知所措,他帮助国家取得独立,并竭尽所能地明智治国,但马来人却倒过来反对他,指控他把自己出卖给华人。”

“(我们)必须公平对待东姑,他没这么做。他是一名非常公平的人,爱国爱民。他知道,若你只是偏爱一个群体,你只会宠坏他们。当英国人治理马来亚,他们把一些利益给马来人。”

借华裔建国引发后果

郭鹤年表示,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马来人获得更多的优惠,但没有过分。

他补充,在513事件之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华裔,热心地投入国家建设,就连部分马来人也同意自己的弱点,主张借助华裔的力量。

“但你必须记得,这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如果他们借助华裔的力量,华裔最终会拥有国家90或95%的财富。这对马来西亚经济是好事,但对民族而言却是坏事。”

513后极端巫裔崛起

他认为,1969年513事件让事情出现激烈变动。

“那些都是在1969年之后,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事件带来巨大的制度震撼,但这不惊奇,极端的巫裔把马来人贫穷归咎于华裔和印裔的掠夺。”

“像东姑这样会照顾两边的领袖,也压不住这些狂热分子。思考周到的领袖被排挤一旁,极端主义者骑劫权力。他们和狂热分子喊同样口号——马来人是弱势、马来人被欺负,但那些人自己却成为富翁。”

“当这些马来人致富后,他们许多人并没有为贫穷马来人做任何事。(反之)富有的华人和印度人制造众多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多由马来人来填满。”

巫裔公仆面斥“贪心”

郭鹤年回忆道,在513事发几个月后,当他在国会准备会见拉萨时,一名他认识的巫裔公务员来到国会走廊和他谈天。

“他问:‘罗伯特(Robert,郭鹤年英文名),你在这里干嘛?’我回答:‘哦,我准备见敦(拉萨)’。他咆哮说:‘不要那么贪心!留一点给我们这些贫穷的马来人!不要贪得无厌!’”

“在1969年513事件后,我可以看到这些,商界改变,商界不再清廉及开放。”

“在这之前,政府宣布公开招标给所有大马人及全世界,若我们合格,我们会申请竞标,若我们标得合约,我们会努力去做,不管成功或失败。我想,在10次之中,有8或9次我们会成功。”

但他说,在513事件之后,所有东西改变,越来越多任人唯亲和偏袒事件发生。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光华日报

叶亚来凿开吉隆坡

27/11/201718:15

如是我刎 文:董恪宁

追查城市的起点,确是个千年不解的难题。不同的领域,诸如科学、哲学、政治、神学,总有不同版本的解说。追究马来西亚的先民足迹,似乎也是这样。官方的说辞,政客的扭曲,本来的面目,皆有相异的视角。

因为这样,按照政治正确的指导,往往和民间的认识,落差甚大。甲必丹叶亚来的事迹显然也是这样。一方面,隆雪华堂为首的8个民间组织,顺应吉隆坡开埠160周年之际,肯定了叶亚来之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土著权威组织则不以为然。

土权署理主席希拉祖丁沙烈认为,吉隆坡是系由雪州王室成员拉惹布苏(Raja Busu)19世纪辟开。“叶亚来过后才来到吉隆坡,经营鸦片、卖淫和赌博。”言下之意,思之自明。

不但这样,希拉祖丁同时质疑华裔移民在吉隆坡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定论这些角色显然已被夸大。“你能不能说,没有华人,汶莱就没有今天的模样?……印尼也有些大城市,没有华人参与,蓬勃发展。”

“所以不要再过度表扬叶亚来。他来到这片土地,不过是属于旧社会的领袖之一而已。” 是否如此,反正希拉祖丁这席之言,一点都不新鲜,而是同一套论述的牙慧。

没错,叶亚来曾是早岁的吉隆坡赌王。1880年,他开出5千400元的代价,买下赌博、当铺和烧酒的专利。叶亚来也是一代的龟公之王。1884年,叶亚来控制接近300名的妓女。但是,叶亚来也是发展吉隆坡的推手。

经历1881年的那场大火之后,吉隆坡满目疮痍。要不是叶亚来倾力重建,这座城市怎能重生?只要曾经细读林廷高博士的经典之作《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Malaya》,自能感受了叶亚来当年规划和管理的用心。

因为这样,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累积在叶亚来个人的名下了。今之游客云集的茨厂街,据说正是当年叶亚来的茨厂所在之地。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街道。

丘伟田的〈甲必丹叶亚来产业知多少〉(1996)统计,1880年叶亚来共有店屋147间,当中116间,分散在市中心的谐街、茨厂街、古路街、罗爷街、老巴刹广场街、吉灵街、哥洛士街、巴刹街和古路巷。

据此推算,自可觉察叶亚来之富甲一方。丘伟田据116间的店屋结算,叶亚来屋租每月收得3千237元。地产估价13万1千850元,土地总值16万7千569元,两者合值29万9千419元。折算为今日之市价,必是亿万的天文数字了。

叶亚来所得的一切,自然不是偶然,而是反证了他终生的耕耘和付出:咸丰四年(1854年),17岁的他南渡,白手起家;辗辗转转,当过厨师,买卖猪只,开发锡矿,投身政治。

出生入死,他在战场建立一次次得来不易的战功。发迹之后,他的王国一再扩张,除了黄、毒、赌,他也有了农场牧牛、养猪、屠杀。此外,叶亚来也涉足在采石、码头和仓库的行业之中。

认识这些,叶亚来和他的团队所留下的,不是阿谀奉承的不吝溢美之词,而是实体的建筑,辉煌的史迹。土权和希拉祖丁尽管说他们想说的,确凿的实证,必将证实先辈走过吉隆坡的每一段筚路蓝缕之路,都有叶亚来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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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8 13:31:0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郭鹤年移师香港主因:马新征税过重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早上7点43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9分

尽管郭鹤年在新马发迹,但是他在1970年代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其背后原因一直是众人的悬念所在。郭鹤年如今透露,税务是其转移的主要原因。

“我选择在1970年代转移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税务。”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似乎在比赛,看谁可以向那些为国家生财的人征收最多的税务。”

“他们以惩罚性税率向我们的利润征税。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仅勉强留住50分。”

高征税抑制现金储备

郭鹤年在其回忆录解释,他当时主要做大宗的商品交易,采购量庞大,3000个批量就等于15万吨的糖,因而价格稍微波动,那怕是美元一分钱,都会深深左右他的盈亏。

“如果我买空而出错,或卖空而出错,追加保证金通知就足以把我摧毁。所以,我有绝对的必要建立自己公司的现金储备。”

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高额税率,抑制他加强现金储备,以致他必须面对巨大的金融风险。

郭鹤年补充,此外,尽管新加坡不向岸外贸易盈利征税,但却十分严苛地要求商家证明之,反观香港的税务环境鼓励商业。

“(在香港)你只需缴付17%的企业税,所以就每一块钱的利润,你就省了33分。”

对新国情感丝毫没变

郭鹤年指出,既然他参与全球的糖贸易,寻找低税率基地是绝对有必要的事情。

“税务政策在鼓励和阻挠生意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政策是很直接的。为何我要聘用一群的律师和会计师来避税?”

郭鹤年强调,他对新加坡的情感不曾有丝毫的改变,而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举。

他透露,1970年代中期,他转移到香港之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找他咨询马来西亚的事务,有时也会一起吃午餐。

“不过,这些非正式的会面在我搬迁到香港后就中断了,因为我无法在短暂通知下就现身。”

“香港是比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都更大的池畔。我开始清楚发现,美日欧的顶尖执行长总是走访香港,若不是一年一次,就是两三年一次……我们从1960年代开始考虑迁移部分业务到香港。我最后在1974年下定决心,决定我必须设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郭鹤年挞伐朋党主义,赞东姑助友却能不逾矩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早上8点50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中除了力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外,也赞许后者纵然有许多的朋友,但却没有朋党。

“我要提到东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朋友。他的朋友有时给他帮忙,或他们会给他送去一箱的香槟,或一块的特别进口牛排。”

“他爱在草坪上烤牛排,并开香槟或酒。他最爱的干邑白兰地是轩尼诗VSOP。”

“东姑也会给他的朋友一些帮助,但他从不搞朋党。”

为有困难的朋友写信

郭鹤年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当陈修信担任财政部长之际,东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求情。此人是槟城一名生意人,遇上税务问题,因此向东姑求援。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里进一步指出,东姑因此在信中类似写道,“你知道某某某是我的朋友。修信,我不是要求你帮我,但我肯定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原谅他。”

他补充,当时,陈修信盛怒,他冲到依斯迈(Ismail Abdul Rahman)在楼上的办公室,把信一丢,抱怨说“你看我们的首相对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不过,依斯迈看了信件后,笑着说,“生活总有好笑的一面”,然后把信揉成一团丢进纸箩,然后对陈修信说,东姑只是在履行身为朋友的责任。

“现在,勿理会东姑,你继续妥善地履行你的职责。”

依斯迈在东姑任相期间,曾历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他在第二任首相拉萨时期,晋升副首相。

直言朋党是“哈巴狗”

郭鹤年强调,“这就是东姑帮朋友的最大程度。”接着,他转而抨击所谓的朋党主义。

“朋党就不同。朋党是吹捧领袖的哈巴狗。作为回报,领袖给他们发放国家好处。一个国家的资产、计划或生意,绝对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施恩,就算是国王或首相都不行。”

“一个真正的领袖,是国家的主要托管人。如果没有现成的系统足以引导他,其个人的责任感必须引导他走上正道。”

搬出快速兴国为借口

郭鹤年表示,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来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行径,摈弃所有的国家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华裔或马来朋党。

此外,这种领袖也会施压政府相关银行,放贷给这些计划。一些朋党甚至是某些腐败领袖的代理人。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郭鹤年盛赞华人经济能力,惟仍有“恶棍”需受控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2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49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中分享自己的经商观察,除了赞誉华人乃“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之外,也强调务必要有政府的强大监督,毕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在《郭鹤年回忆录》新书中指出,华商能帮助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但若没有政府妥善监控,则少数恶劣华商或将摧毁国家。

“正直的华人帮助建设了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使这些国家达致今日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择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华人,摧毁了东南亚多个地方。”

郭鹤年透露,印尼独立初年,他受邀参与国际研究及策略中心在印尼所举办的一场经济研讨会时,就表达了上述的观点。

他当时主张印尼领袖借助更多华商力量来发展国家,而不是效仿美国或西方国家的“推土机”方式,因为后者只会带来通货膨胀。

华人害群之马需受监控

但他也不忘提醒,华商之中还是会有害群之马。

“现在,在我结束前,我要给予一个严厉警告。一些海外华人会成为很坏的恶棍(crooks),而若你让他们猖狂行事,他们会毁了你的国家。”

“因此,你也必须建立一个行政监督机制,一个有牙齿的监督,这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经济,你必须让经济自由发展,但同时,你必须要有一个良好培训及高度纪律的监督机制。”

“当出现滥权及罪行时,你必须快速及严厉的惩罚恶棍。你必须树立榜样,以便老实的华人会帮助你的国家,而奸诈者则会却步。”

“李光耀的左手和右手”

无论如何,郭鹤年遗憾地指出,包括印尼的多数东南亚国家后来并没有听取他的警告,未设立起“有牙齿的监督机制”。

“为何那些人放任(部分华商)肆虐?这是因为国家领袖软弱。若领袖强硬,这些魔鬼将一夜间消失。”

不过,郭鹤年点出也有成功的例子,即新加坡。他指出,新加坡在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成功控制及阻吓“恶棍”华商,让他们无处容身。

“新加坡的华人恶棍一样多,但今天你试试看找一个出来。他们都藏起来,伪装或进入冬眠。两只手用铁链制约着这些恶棍:李光耀的左手,和李光耀的右手。”

“这些恶分子受控制下,(你)看看新加坡如何能完成借助海外华人的力量,把国家发展起来。”

文化是华人成功的原因

无论如何,郭鹤年认为,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是正直的,能够把经济网络渗透到全国各地,甚至偏远地区。

“在我的国家马来西亚,若你到非常小的马来甘榜,你会看到一名华人店主所开的小规模商店。他的商店可能只有200到300平方英尺,但会挤满该社区所需的用品。”

“若那是一个渔村,那会有很多罐头饼干及罐头食物、手电筒及电池——这些都是供应给渔民出海几天的食物和必需品。这些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要强调,他们是拥有生意头脑的企业家,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人缺乏财务支撑。他们所卖的东西所印上的标记虽然很小,但,他们在供应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郭鹤年相信,海外华人所以能够在东南亚生存、适应和蓬勃发展,在于他们的巨大文化力量。

“当他们离开祖国,海外华人深入骨髓地保留着中国文化。”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东姑获郭鹤年正确评断,彭马华抨行动党使之失势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上午11点25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肯定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平等对待各族。对此,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认为,郭鹤年评断正确。

他在今天文告也不忘提醒,尽管东姑广受人民爱戴拥护,但他却最终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而祸根之一就是行动党。

“有点必须追究的是,1969年大选行动党和(现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煽动城市区华人强硬抗争政府,当时的联盟政府也因此承受严重挫败,引发巫统内部权争白热化,导致东姑提早含泪拜别相位。”

“事实上,当时的联盟政府已经做的很好,华人在政府内阁担任财政和贸工部长,商贸政策亦十分自由化,但是,行动党却无限搅局扩大,煽动人民推翻联盟政府,这就是行动党的强项卖点。”

行动党使华人错误选择

何启文进一步说明,东姑失势下台后,巫统党内迎来一大批激进派领袖,随之大力整顿宪政体制,强硬修订国策政令,非马来人政经文教地位从此每况愈下。

“东姑下台以后,很多华人开始怀念国父的中庸和开明,不过,政治没有彩排,跟随行动党一次走过去不再回头,后东姑时代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东姑。”

“我们要再次提醒选民,1969年,如果不是林吉祥和行动党无理无情的攻击,导致华人大量投野弃朝,东姑必然能够延续拜相主政,为多元民族国家带来更多融合亲善,而无需被逼仓促下台求去,从此承受永恒的伤痛。”

何启文认为,半个世纪以前,东姑其实已找到多元治政的良方,也立决身体力行,建立一个真正开明中庸的国家。

“但是,行动党无限搅局煽动,带领华人做出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在说话,轮不到行动党覆盖漂白。”

行动党今虚假表扬东姑

何启文表示,近年来,每逢东姑冥诞纪念日,行动党高调召集专题演讲,表扬和追忆东姑开明治国,中庸为政,是国家政治领袖的楷模。

“然而,历史不会瞒骗民众,只有行动党擅长表演欺骗,毕竟,东姑在任期间,行动党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这种情况其实也在选民眼前不断上演,行动党极力美化讨好(前首相)马哈迪,甚至把马哈迪供奉为国家政治救星,可是,回看马哈迪在位22年,行动党何曾说过一句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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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卸任后非巫裔变惨?彭行动党“谢”马华坦言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5点1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5点1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赞誉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不意引爆彭州马华与行动党之间的言论攻伐。

彭州行动党主席梁金福“感谢”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坦承,东姑卸任后,极端的巫统领袖让非巫裔的政经文教地位每况愈下。

“纳闷的是,身在国阵的马华,为何明知道东姑之后的首相治国都不再实行多元中庸的价值,却不去给予纠正,甚至还为巫统的种族政策背书呢?”

“这也印证马华在国阵里只是个当家不当权的执政党。”

多元原则治国不复存在

梁金福在今天文告表示,何启文在今天较早文告声称,东姑其实已找到多元治国的良方,只是在他之后再无“第二个东姑”。

他补充,这显示,何启文认为,往后的多任首相包括现任首相纳吉,都不是以多元的原则来治国。

“何启文都已说出口,69年大选后,巫统党内迎来一大批激进派领袖,整顿宪政体制,强硬修订国策政令,让非马来人地位一去不回头,那为何马华这半个世纪还要留在国阵,任由巫统鱼肉非马来人社群,甚至还捍卫巫统的种族主义政策,继续助纣为虐呢?”

因此,梁金福挑战何启文,向马华中央领袖建议,要求马华退出国阵明志,而非为了一官半职,继续留在国阵苟且偷生,与虎谋皮。

挑战马华退出国阵明志

针对行动党导致东姑下台的指控,梁金福批评何启文扭曲历史,尝试为马华的无能漂白,同时为巫统内部的政变逼宫开脱。

“1969年大选,马华在城市华人区兵败如山倒,是因为马华无法为华社在独大事件、中文列官方语言事件、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事件请命。”

“时任总会长陈修信甚至还泼冷水称‘独大开成,铁树开花’,如此漠视华社的要求,华社自然以选票惩罚马华,事到如今,何启文竟然还要把马华的无能怪罪在行动党身上,实在是不可理喻。”

巫统内斗迫使东姑下台

梁金福指出,东姑会下台是巫统内部的权力斗争所致。

“若说与大选成绩有关,那马华就应负起责任,因为是马华的无能导致联盟的惨败。”

“而事实上,该届选举,巫统也流失不少选票,其中与巫统直接对垒的伊党得票率从1964年大选的14.99%暴增到1969年大选的25.02%;华人选票方面反而得票率只从1964年的25.82%微增至1969年的25.88%,只是因为行动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避免了多角战,才让三党议席有显著的增加。”

“可见何启文把东姑下台归咎于行动党,是暴露了自己历史常识的无知,只一味怪罪行动党,根本就是在贼喊抓贼。”

敢同样指控民政党吗?

梁金福提醒何启文,1969年大选大胜的不止行动党,还包括现今已成为马华盟友的民政党,民政党在1969年大选所获得的成绩与行动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政当时赢得8个国席及拿下槟州政权。

他质问何启文,是否也敢把同样对行动党的指控,放在民政党身上呢?

他说,东姑主政时代无疑比起当今的社会是相对自由开明,但也有充斥着许多不公平的政策,因此行动党才能获得选民的委托,进入到议会为民请命。

“但要达致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马来西亚就必须实现政党轮替一次,而如果马华愿意为它多年在国阵里护航巫统政策而忏悔,就应退出国阵,参与改朝换代的大业,而不是一边骂巫统,一边与巫统同在,虚伪至极。”

大马首富郭鹤年近日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中,肯定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平等对待各族。

对此,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认为,郭鹤年评断正确,但他强调,东姑最终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祸根之一就是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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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9 20:50:5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创船务公司又放手,郭鹤年忆述政府介入历程

发表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12点56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7日 晚上6点27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早年创办大马国际船务(MISC),进驻造船业,不过两度应第二任首相拉萨要求,为土著参与而发行新股份后,又与第三任首相胡仙翁的助手起冲突,最终心灰意冷,放手这家公司。

年过九旬的郭鹤年反思此事时揣测,政府或认为华裔掌舵国家船务是耻辱之事,因此多加刁难,导致他放弃这家公司。

郭鹤年在回忆录写道,听闻英国船业巨头蓝色烟囱集团(Blue Funnel Group)拟在1967年在马设厂后,即开始思考争取船业执照。

“我(对造船业)的兴趣,部分出于爱国主义。我想帮助马来西亚发展自身船业,摆脱前英殖民政府透过蓝色烟囱设下的束缚。”

他说,自己毫无船业经验,因此向时任香港万邦航运公司主席曹文锦要求合作,而大马政府同意大马国际船务的这项合伙关系。

董事局起初团结

起初,郭兄弟掌有20%股份,曹文锦15%,马华与各个华团掌握20至30%。

郭鹤年说,马华的股份是日本在二战后的战争赔款而来。日本向马华赔偿2艘船,并置放在大马国际船务底下。

“因此,从一开始,郭兄弟、曹文锦、马华掌握超过5成股份。起初,我们的董事会相当团结。”

拉萨曾两度传召

不过,郭鹤年指出,大马国际船务营运不到一年,拉萨即在1969年下旬传召他。

“拉萨说:‘我要你发行20%新股。由于没有足够马来人占股权,这让我承受压力’。”

“我说:‘拉萨,你是否认真提出这个要求?’。他回答:‘是的,Robert(郭鹤年英文名)’。因此,我就允诺会办到……我回去后,稍加施压,要求董事局通过议案,放下现有股东权利。拉萨把所有新股分配到政府机构。”

不过,郭鹤年说,拉萨2年后再度传召他。

“他说:‘我在内阁会议受到许多压力’。Robert,这是你成功的代价。大马国际船务表现很好,人们开始妒忌。不过,与其给那些人,我的决定如下:再发行20%股份,马来西亚4个城市港口各取5%。”

“资本从原有100%,扩大至140%,马来西亚政府成为最大股东,郭兄弟则跌为第2。而他还要股票以平价发行,也就是原价发行。”

“我说,拉萨,我一直与你合作,不过现在愈来愈不容易。(大马国际船务)创立了3至4年,我们是一家正在成长的公司,不想要求你优待。因此我会回去,再次要求董事局发行以平价向你发行股票。”

“不过拉萨,请问你可以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吗?”

他说,拉萨当时只是微笑表示同意,但不发一语。

种族主义渐抬头

郭鹤年指出,与曹文锦在1987年决定让大马国际船务上市,期间向公司员工出售一些以平价发行的股份。

“同时,种族主义的丑陋面貌开始在马来西亚浮现。拉萨在1976年初于伦敦逝世,胡申翁成为首相。政府要求易名叫沙菲安(Saffian)的人担任大马国际船务的董事。”

“沙菲安是一名年轻人,也是首相秘书处的主任,说的话能让首相听进去。他是普通董事,但在会议非常好斗,而且愈来愈针对个人。”

华裔掌舵乃耻辱

郭鹤年当时是大马国际船务主席。他指出,在一场董事局会议中,沙菲安紧盯董事经理萊斯利余(Leslie Eu,音译),而郭鹤年也承认后者办事确有草率。

郭鹤年说,会议愈吵愈烈,遂告诉沙菲安大可提呈动议,要求革除萊斯利余。

“沙菲安坚称不是建议我们开除董事经理,我遂问:‘那你在说什么?’气氛十分炙热,他站起来,我们差点就起冲突了。”

“我自忖:‘天啊,这家公司的未来会是怎样?’从那天起,我发现无法掌管这家公司……我感觉,未来要好好经营这家公司,会十分困难,因为生意要成功,必须团结和谐。”

“或许,一些政府里头的人认为,大马华裔掌管国家船务,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我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态度,我准备到此为止。最终,郭兄弟出售所有大马国际船务股份,全然撤出国家船业。”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于11月25日在香港和新加坡面市,预计在12月1日于大马发行。以上内容,是《当今大马》翻阅原书后所整理。



郭鹤年忆二哥加入马共,自承有份促成合艾协议

发表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3点32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5点8分

郭鹤年位居大马首富多年,素来为人低调,但他在回忆录中,不仅承认二哥郭鹤麟曾担任马共宣传主任,力赞郭鹤麟挺身捍卫工人权益,不惜以捐躯牺牲。

郭鹤年也写道,曾促成马共在1989年与大马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宣布解散,

郭鹤年说,郭鹤麟在二战目睹日军迫害华裔后,萌生加入马共抗日的念头,但担心牵连家人,因此迟迟未决。

“我相信郭鹤麟是在1945年下旬或1946年参加马共。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我想,他坚持保密,意在不要把家人卷入其中,因为英国人当时追击与压迫正在走入森林的共产党人。”

未嘲笑郭鹤麟助穷人

郭鹤年说,英政府决心镇压马共之前,郭鹤麟前来吉隆坡,经营一份小报,充当马共喉舌,但后来被英殖民政府封杀。同时,郭鹤麟也活跃于新加坡海港局工会(Singapore Harbour Board Union)。

“我从未嘲笑郭鹤麟协助穷人,捍卫工会。不过,我不认为生意与政治需走在一起。”

“相反的,郭鹤麟认为我只是热衷于赚钱。1948年某日,他与我坐在一起,告诉我是错的,迟早会明白他的劝告,即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犬牙交错的。”

郭鹤麟三十岁遭杀害

郭鹤年指出,郭鹤麟在1948年走入森林,意识到人生意义,不仅限于赚钱。

“这是我的亲生兄弟。他是我所认识最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被压迫者。”

“母亲知道鹤麟(进入森林)后,从不置一词。不过我想,她必然明白其亲生骨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他说,英军在1953年8月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伏击郭鹤麟与其两名保镖,将他们一并杀害。郭鹤麟逝世时才30岁。

郭鹤年的大哥是郭鹤举,曾任外交官。

居中向中共政府传话

郭鹤年在1970年代初迁至香港。他说,虽然身居异地,仍离不开大马政治,其中一例,就是时任全国总警长拉欣诺要求他向中国共产党政府传话。

“大马警方政治部经常联系我,问我:‘你可否将这项信息转达给中国?’他们要求中国封锁马共电台,因为后者一直播发对大马政府有敌意的(内容)。”

“我转告中国,电台就停了。”

他说,拉欣诺也要求其协助,向中共表明,大马政府希望中共发表书面承诺不再支持马共。随后,中共更在书面承诺的用词遣字方面,征询他的意见。

郭鹤年被带到广州的机密地点,中国的人员征询其对书面承诺的意见。郭鹤年点出,该声明都是大马政府愿意接受的要点,但其中有两段不妥当,可能导致否定该声明,因此建议删除。

中国的人员同意,但称该声明已经获得一名高级的领导同意,因此要求郭鹤年提出解决办法。

郭鹤年获得该中国人员的同意,标示出该两段落,并将声明传真予拉欣诺。

“数月后,大马政府与(马共总书记)陈平签署停火协议。马共走出森林,深具代表意义地放下武器,向大马效忠,而马共从此不复再有。”

听母亲劝告不赚暴利

此外,郭鹤年也说,在马经商时一直尊奉母亲劝告,避免赚取暴利,甚至一度有机会趁着小麦价格飙升,赚取暴利,但为了避免大马物价上涨,劝告政府做好防范措施,将此机会拱手相让。

“母亲以米、糖等为必需品为由,要求我不得谋取暴利。”

“我明白她说的暴利。在商品交易,若你赚取1.5%至2%利润,这属于合理……一旦你赚取2%以上,则是加害于人。”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于11月25日在香港和新加坡面市,预计在12月1日于大马发行。以上内容,是《当今大马》翻阅原书后所整理。



指郭鹤年评论公允,惟纳兹里称难改种族政策

发表于 2017年11月29日 上午11点2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9日 中午11点34分

“一代糖王”郭鹤年在自传中直言大马执行偏袒马来人政策,政治方向有误。旅游部长纳兹里认为其批评公允,但因为政府囿于政治现实,才无法纠正种族政策。

纳兹里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直言,郭鹤年有权发表个人意见,更坦承现有政治现实难以改变种族政策。

“他的意见并非坏事,只不过抒发个人意见。但现在我们难以落实(非种族政策),没问题。我认为他的评论公允……”

“我们要正面看待其评论。现在问题是,我们难以落实非种族政策。你知道国家政治现实问题。”

当年郭鹤年向副首相胡申翁劝告,希望能够落实不分种族,任人为才的政策。纳兹里说,希望有一天能够落实这理想。

“你知道,我也希望有一天能落实这点。”

离开大马没有不妥

询及种族政策迫使郭鹤年离开大马和放弃糖业时,纳兹里认为,这没有不妥。

“没问题。他是商人,应当追随商业嗅觉。”

他也说,郭鹤年的评论没有伤害其感受。

时代不同要求不同

通讯部长沙烈赛益受访时则说,郭鹤年自传提供一个有趣视角,来了解60年前的政治和生活。

惟他点出,时代已经不同,民众不能将以往事件与现在比较。

“若你比较(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政府和现任政府,如同比较(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现任英国政府。”

“很多人说,大多数英国人不会接受丘吉尔,因为时代不同,方式也要改变。”

向胡申翁提供谏言

郭鹤年最近出版个人自传,内容批评大马政府在513事件后,实行偏袒马来人政策,导致更多任人唯亲和偏袒发生。

他也说,大马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进而让大马走向错误轨道。

他在1975年尝试进谏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但最终无功而返。

“我恳求他,‘求求你,胡申,任用最好的人才……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善用他们。反之,胡申,你的族人现在所走的方向,过度的扶持土著,(若)溺爱长子,(最终)你的长子将骄横不逊。’”

不过,郭鹤年表示,胡申翁给他的回应却让人失望。

“数分钟,他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不,罗伯(郭鹤年英文名)。我不能那么做。依马来人如今的想法,他们无法接受之’。”

郭鹤年补充,虽然胡申翁了解其想法,但已无力阻止已“走得太远”的扶持马来人趋势。



光华日报

百年孤独空一梦 万古流芳有几人

28/11/201720:21

隆门客栈 文:胡一刀

一国之都吉隆坡由华人开发的历史,是不是让一些种族偏激分子吃不消?然而,历史不是任由搓捏的面粉公仔,不是你要圆便圆、要扁就扁。哎呀各位大兄,可以正视历史事实,把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放两旁吗?

再回首,百年岁月,早已模糊了是非,叫一声叶亚来也太沉重?

叶亚来从开发吉隆坡的英雄,演变成几乎在教科书中销声匿迹?当最近有关叶亚来的功绩再被贬低,已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发展?

在胡一刀上中学那个年代,国家语文出版局的中四历史教科书,其中有三大页显著描述叶亚来开发吉隆坡,而如今中四历史教科书却轻描淡写,仅仅形容叶亚来是发展吉隆坡的“其中一人”。

叶亚来的历史地位,多次被有心人挑起。一次是1980年5月,文青体育部长沙末,在直辖区巫统经济大会上宣称,拉惹阿都拉才是吉隆坡的开拓人。经过华社郑重抗议之后,沙末澄清没有否定叶亚来的贡献,他认为叶亚来是吉隆坡的发展者,拉惹阿都拉却是吉隆坡的开创者。

另一次1983年小学检定考试,历史试题提到吉隆坡开拓人,答案却否定了叶亚来。最后,这个问题又是循政治解决。考试局取消了叶亚来的试题,事情才暂告平息下来。

教科书,当然是教育部的权限。从独立开始,副教长必定有马华代表。其实说破了,马华一直在教育部把关呀,大家必定好奇马华做了什么?

记得2009年,时任总会长的翁大侠宣称,马华将向教育部正式建议,把其中一所新华小命名叶亚来华小,并委托何国忠领导的一个小组,先从教科书、国家博物院着手,研究、探讨,负责还原历史。

不久,马华爆发党争,翁大侠穷于应付,这些要务就被搁置下来了?尔后,历经蔡细历、廖中莱掌舵,马华看似忘了这回事,所以最近宣布新建多间华小,根本没有人想到叶亚来,反而所谓“华裔先贤”翁毓麟榜上有名?

就这一点而言,胡一刀得向翁大侠致敬,至少他曾经为叶亚来“出头”,曾经欲为叶亚来还原历史地位。至于其他马华领袖,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曾做,是否合该先打五十大板?如果他们什么都做不到,华社还需要马华做花瓶吗?

一句话,马来西亚主要城镇的开拓,背后都有华人的血与汗。然而,今天胡一刀只看到,各地民间学者自动自发,零零散散记载华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身在执政集团60年的马华,对华社似乎只有苍白的“一甲子承诺”?

自诩代表华人的马华,一直要华社给力以和巫统“平起平坐”,然而连叶亚来的历史地位都保不住,试问叫华社如何相信马华的誓言?

小学历史课程几番修订,曾经叱咤吉隆坡的叶亚来,现在并不占据一个显著篇幅。还有还有,直至今天,吉隆坡官方旅游网站仍声称,拉惹阿都拉是吉隆坡的“开创者”。

除了拉惹阿都拉,马大历史学家邱家金教授,又称吉隆坡开拓人既非叶亚来,也非拉惹阿都拉,而是一位叫Sultan Puasa的锡米商贾。甚至有马来学者认为,还有另两位马来领袖,也比叶亚来等华人先到吉隆坡。

哦?一国之都吉隆坡由华人开发的历史,是不是让一些种族偏激分子吃不消?然而,历史不是任由搓捏的面粉公仔,不是你要圆便圆、要扁就扁。哎呀各位大兄,可以正视历史事实,把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放两旁吗?

难怪,研究客家人历史的美国学者Sharon A.Carstens认为,“华人在维护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上,依然打了一场败仗。”虽然她有提到,“这场战役至今仍以某些形式进行着。”

对叶亚来的历史地位,许云樵教授最是一针见血:“发现一块滥芭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可以居功的应是把滥芭建设起来成为都市的功臣。”

叶亚来经营鸦片馆、酒馆、赌馆,甚至妓院,“一度有300中国妓女”,有人认为他不配作为吉隆坡开拓人。胡一刀省起黑格尔说过,“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是的,在叶亚来时代,有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否单纯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百多年前的历史问题?

觅得一联为题:“百年孤独空一梦,万古流芳有几人。”是的,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商人的劝谏,回忆的苦涩

29/11/201719:01

如是我刎 文:董恪宁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桎梏这个国家的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偏偏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

到底是个精明的商人,大马首富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说的批的点的凭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代商人之看法: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摈弃国家的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自己友。

那样的沉痾宿疾,这些日子我们看得实在太多太多了。想起了那些年的淳朴,眼下的这些实在让郭鹤年太感伤。他提起东姑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的税务,写信向财政部长陈修信求情,陈修信一丝不为所动,东姑显然也没有假公济私,咄咄逼人。

朋党不然,狐假虎威,阿谀奉承,希望从中得到本身的好处,甚至试图影响政府施压银行,放贷他们坐拥的工程和计划。这么一来,所有的评估自然再不独立,如何觉察生意的生机呢?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这个国家的桎梏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早在1975年9月,他尝试和时任副揆的胡申翁坦诚对谈,表达了他的忧思所在:

“我恳切您,胡申,选贤与能……不分族群,不论肤色,不管宗教,唯才是用。反之,胡申,现在的方向,扶持过度了。语云:慈母多败儿,不但不能成器,而且骄横不逊。”

语句诚恳,一语中的。治国、经商,本来都是这样。《孙子兵法》说的确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可惜,政治除了理性的坚持,还有选票的顾忌。胡申翁显然也有他的为难之处。《郭鹤年回忆录》笔录:几分钟了,胡申翁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抱歉,罗伯(郭鹤年)。我做不了。依马来人的想法,他们接受不了。”

错过顺势之转圜,接下来的演绎,我们都熟悉。快乐的首相东姑随后不快乐地下台后,那是另一个国度的分水岭了。官场的用人唯亲,行政的处处偏袒,郭鹤年在书里透露,他全一一地体验过了。

另一方面呢,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充分地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当中的关键所在,郭鹤年坦承,攸关税率:“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只勉强留得住50分。”

反之,立足香港,公司所缴之税,只有17%。换句话说,郭鹤年旗下集团所赚取每一块钱的利润,省下了33分之多,可以用作倍增资本,扩充香港郭氏兄弟公司的营业。设身处地地想,郭鹤年会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如今新加坡政府显然汲取了教训。个人所得税,也调整了。身在新加坡打工,首两万星币,毋庸缴税,接下来的一万,征税不过微不足道的2%。2017年以前,新加坡设定的最高税率20%,如今提高至22%,远在马来西亚之下。

到底是个睿智的商人,摠佞谄谀谗贼慝险,他都知道。规划的不当,管理的覆辙,他看得多了。他不是唠唠叨叨,卷帙浩繁之言,连篇累牘之语,巨细靡遗的字里行间,说的是浅显的道理;可惜,兜兜转转,不知何故,总之朝廷的领导似乎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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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2 16:57:56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指郭鹤年不公批评大马,邦莫达促饮水思源

发表于 2017年11月30日 上午10点42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30日 上午10点44分

富豪郭鹤年在自传中指马来西亚在513事件后狂热推行土著特权政策,但巫统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强调,马来西亚走在正确轨道。

他反促郭鹤年,在马来西亚拓展生意,以跟国人分享财富。

他向《当今大马》说,郭鹤年在马来西亚发迹,却把所有生意移到国外,实属不当。

“他一开始在这里从商,现在成为富豪,但他选择把生意搬到国外。他应当投资这里,让各族与他共享财富。”

邦莫达强调,郭鹤年应该饮水思源,更有义务协助提振大马经济,让全民共享财富。

“以前他是糖业大佬,控制白糖产业,只有一人处理白糖进出口生意,他从那里发迹,就应当回到原地。”

错误轨道论不公平

他强调,郭鹤年指马来西亚走在错误方向的言论,并不公平。

“这对马来西亚不公。国家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确保要经济、社会繁荣及安全。”

“这促成国家昌盛。尽管我们被称为马来穆斯林国家,但我们相互尊重各族宗教、种族和文化。这很重要……即便是多元种族,但我们还是可以共荣共处。其他国家没有,只有在马来西亚。”

邦莫达说,就因为走在正轨,马来西亚才能享有当前的成就。

“马来西亚正在正确轨道上,因此才能生存迄今。即便国家领袖不断更迭,从东姑阿都拉曼、阿都拉萨、胡申翁、马哈迪、阿都拉至纳吉,我认为经济不断成长、人民生活幸福,可追上其他国家。”

“尽管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但我们能与大国并列。”

少数种族掌权不利

邦莫达强调,政府没有歧视任何种族,反而只是持续扶弱政策,让各族和平共处。

他表示,扶弱政策协助落后的马来人,追上其他种族,否则马来西亚会陷入不和谐。

“如果多数种族落后,会引起不和谐。我们看到,一个多数种族国家却又少数种族掌权,这个国家将走向衰败。”

“因此,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发生这种事情,因此我们照顾各族和谐。虽然我们专注在土著,但其他种族也获得机会。”

邦莫达认为,尽管华裔掌控马来西亚经济,但马来人没有感到伤害,反而希望跟各族共享成功。

义务提振大马经济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自传》中指出,大马政府在513种族冲突后,就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

他声称曾进谏时任副首相胡申翁,但无功而返。

“在胡申翁任相期间,他只能部分地阻止这种浪潮。国家的火车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胡申翁的力量不足以把火车抬起来,再将之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郭鹤年自传》预定在12月1日于马来西亚正式发售,但一些书商已开始接受预购。



记两首本土客家山歌

李成钢     发表于 2017年4月5日 中午12点7分     更新于 2017年4月5日 中午12点16分

【柔佛时间】

从彩墨画家兼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柔佛分部主席张俊华口中得知,古来耆老萧伯寿喜爱客家山歌。早前两度拜访,采集了萧先生创作的《割胶山歌》和《唐山亚伯下南洋》,也顺道为萧先生记录其口述史,在此与读者分享相关资源。

《割胶山歌》以胶工生活为素材,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胶工早起,天未亮就摸黑进芭的经验,如:骑脚踏车入林,耳闻空胶桶左右摇晃敲击车身发出的叮咚响声;晨骑时寒风扑面,割胶时虫咬蚊叮的身体感受;眼见乌云蔽日,担心雨天影响收入的焦虑心理。



山歌的第二至第五段,简练生动地描绘了胶工的生活片段,里头既反映割胶工作艰苦难当,可也指出胶工更害怕不能如常工作,无以维持生计。

第六段,山歌中的叙述者设问:自己捱生捱死,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紧接着的第七段,他给自己的答案是,不外就为了养育家中的一班喽啰(子女),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会有更好的出路,能够从事更安逸的工作,不必重复上一辈的命运。质朴的语言中尽显家长之爱。

尾段,已步入老年的叙述者回顾过去,发现埋在树头中割胶的一生终究是说不完的辛酸。但如果重听山歌的首段,就会发现当叙述者用歌声去回顾人生时,还是带有愉悦的,是山歌让他在劳动的岁月中得到了些许欢乐,些许慰籍。

与过番歌大不相同

另一首《唐山亚伯下南洋》同样提到割胶,却是更宏观的记忆父辈南来、在马来亚刻苦谋生、经历日本占领马来亚时代的集体经验。首段至第四段,讲述先辈从唐山取道七洲洋(南中国海西沙群岛一带之旧称)下南洋,日捱夜捱开芭种植橡胶幼苗,等到树身够粗、树龄够老(按其口述,历时约7年),方可开始割胶。



没想到在生活稍露曙光之际偏逢日军南侵,结果许多家庭妻离子散,许多百姓惨遭屠杀,第五段开始至第八段都是关于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的暴行,以及人们对日军的痛恨。至收尾的两段,叙事者赞扬南来父辈的刻苦、坚强,同时也冀望后人毋忘前人的开发贡献。

这样的结尾与流传于中国的“过番歌”各异其趣。过番歌常见的情节一般是妻送夫乘船过番,临别依依;在南洋的新客历尽磨难,规劝乡人莫步其后尘,犯险南来;或是过番游子衣锦还乡,修路建房。《唐》虽同样诉尽劳动之苦,叙事者却已隐隐预设其后代子孙将扎根本土,继承前人的开发建设。

这首山歌中的用词生活化,番薯、芋头、糟麻、咸菜皆是当时物资贫乏的客家人常食用菜类,用以比喻橡胶树树身周长的八角碗也是日常用品,不加修饰地把它们唱出乃民间文学特色。

至于称妻子为“番婆”,用“亚姆(母亲)翻嫁郎”诙谐地形容喜悦之情,放在今日的语境来看,或可解读为性别歧视,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人的语言习惯。(马来半岛部分客家方言使用者称未婚女性为“妹仔”,称妻子或已婚女性为“番婆”,其中有无歧视成分,可讨论。)

七字四句山歌形式

从形式上来看,《割》和《唐》分别有8段和10段,每段4句,每句以7字为主,再添加衬字,像语气词“哪”、“哦”、“嘿”、“唉呀”,句首的 “ 厓话”、“你话”、“渠话”、“亚叔”,句中的“又”、“就”、“就来”、“真真係”等等。有的衬字是为了让演唱时发声更顺口;也有的衬字是为了补充内容,让叙事更清楚,如日军入侵和宣布投降的日期。(唱词中日本入侵马来亚的日期12月28日可能是记忆之误,应是指12月8日日军登陆吉兰丹。)

两首作品中,《唐》比《割》用了更多衬字,看起来形式更不整齐,但整体仍不离4句7字形式。若取去衬字,唱词都可还原为七字,意思仍大致可理解,下引《唐》的第五至第八段为例:(5)好介光景唔久长,日本鬼仔打南洋,妻离子散又逃亡,港门同胞杀到光;(6)日本鬼仔冇天良,杀人放火乱开枪,凄惨灾难冇天日,冤情何处去升堂;(7)日本鬼仔早灭亡,害到人间按凄凉,阎王殿上来审判,世上人间记心肠;(8)日落西山夜茫茫,孤苦凋零苦思量,日本鬼仔投降日,船头挪北探家乡。

属于本土的客家山歌

两首唱词里,也可发现不少客家山歌常见的程式和套语,这是民间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与文人文学煅字炼句、处处强调原创相异,民间文学往往是在群众已有的集体口头创作基础上再注入新元素,字句不避口语、不避重复。若文本读者/听众不懂得辨识其中的口头性和集体性,纯粹以书面文本的审美标准去阅读/聆听之,便难以领略其中之美。

在《割》和《唐》中,创作者所注入的新元素无疑是过洋、割胶、日据等本土经验,那都是属于马来亚/马来西亚的民间记忆,即使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甚或是目不识丁者,都共享着这份集体记忆。

数年前,笔者曾纪录家中祖母会唱的客家山歌,在她的脑海里同样也有一首关于割胶的对唱山歌,如下:(1)百样工夫你唔做,专门爱做割树仁,朝朝背只包吊仔,好像街上攞食人;(2)百样工夫厓唔做,专门爱做割树仁,朝朝背只包吊仔,好像街上读书人。(凭音记字,个别的字可能不是客家话本字。)

这首山歌曾流传于1940年代森美兰和雪兰莪交界的万宜胶园一带,只有两段,未曾上学的祖母应只是口头传承了民间文学而没有在其上添加个人创作。与之相比,《割胶山歌》的篇幅明显更长,不只有歌名,而且歌名中还用了书面语“割胶”而不是客家人惯用的口头语“割树仁”,由此可看出那是更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这类流传于民间的本土客家山歌或其他方言歌谣应该还有不少,家中有长辈的读者不妨从他们身上寻找线索,自发地记录活态文本,或尝试联系民间文学爱好者,合作共同采集,相信这可更好地填补本土民间文学史的空白。

民间文学的价值

当然填补空白、丰富资料库并非采集民间文学的主要目的,本土民间文学之价值也不为了聊备一格,图个人有我有。

像《割》和《唐》这样的文本,它们更重要的价值是让今人不忘过去,从乡音中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我们父辈、祖辈、曾祖辈留下的劳动身影,重新认识他们生命中的苦乐,从而也更深刻地体认如今我们所享受的都是移工先辈们“捱出来”的物质成果。

这份体认可让我们变得更有同理心,在更珍惜先辈的记忆和贡献之同时,也更懂得珍惜所有劳动者的记忆和贡献。

参考资料:

苏庆华《闽、客、琼、潮、粤:五大方言〈过番歌〉研究》(吉隆坡:商务印书馆,2014)。

Walter J. Ong, Orality & Literacy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



光华日报

华人成功之道

5/12/201717:55

文:张木钦

华人是可怕的经济蚂蚁,郭鹤年回忆录说。

蚂蚁有本事在大地上筑起一个个蚁丘,蔚为奇观,但没有人知道多少蚁丘被扒了,多少被铲了。我们看到的是劫后奇观。

蚂蚁的成功除了勤劳,还有牺牲。

华人为什么在经济上成功?因为华人能够吃苦耐劳,但我们看到,外劳们也能够吃苦耐劳,而他们并没有成功。

于是有人说是文化,但蚂蚁有什么文化?

蚂蚁有本能,他们能够合群和分工,他们的社会组织严密。

华人一盘散沙,能像蚂蚁吗?华人有什么可怕之处?

几十年前马哈迪出的一本书却提出这样的观点:华人的商业联络网之严密,其他人无法插足。

这观察有道理,华人是最会搞组织的民族,各类社团少说也有好几万,我们看到的是分裂,别人看到的却是团结。

很巧的,研究犹太人的学者说,犹太人的金融力量称霸全球,得力于他们分布全世界的人际联络网。

华人的成功,除了吃苦耐劳,就是联络网,也就是群策群力。

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求人不如求己,凡事不必依靠别人,都是很无奈的说法,不是值得骄傲的志气。



郭鹤年“带”马共“回家”

10/12/201718:17

文:谢诗坚

在郭鹤年的回忆录中,最引人入胜之一的是他促成马共与马泰政府和解,从此消除了森林战争。

但有关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却因为有了马共的存在而一度阻碍了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因此我们借助《郭鹤年回忆录》来了解战前与战后马来亚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孙中山于1906-1910年断断续续来到马来亚鼓吹中国革命之外(最后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而走向共和),下来就是华人南来的络绎不绝而结下马中血脉之情。

比如郭鹤年与陈平是同时代但完全不同背景及身世的两个人,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福州人。

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南来,而在1920年与郑格如(大学生)结婚,在1923年10月6日诞下了郭鹤年。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2013),父亲王声标是福州的福清人,于1918年在新加坡结婚,后来移居霹雳实兆远。1924年10月21日,王文华诞生,在时间上只比郭鹤年小一岁。王文华后来支持中国对日战争,并在1940年成为马共候补党员(马共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越南主席,当时化名阮爱国)在森州的瓜拉庇捞暗中成立的)。

1938年,混进党内的大特务莱特成为马共的总书记,他也在1940年后委任王文华负责霹州党务。此时王文华化名为“陈平”。在2013年9月16日逝世,终年89岁(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日,也是李光耀的诞生日)。

虽然陈平与郭鹤年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从政而且是在1948年后成为马共总书记;另一个从商,拥有过人的经济头脑。但在他们之间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就是郭的二哥郭鹤麟在1948年加入马共,出任宣传主任,成为陈平的属下。不幸在1953年遇伏身亡,终年30岁。

在1955年的马共与马政府在华玲举行和谈是得到中国及苏联的首肯,可是时机完全不对办,加上英国的从中阻扰,也就各交白卷,马共又再回森林从事游击战争(郭鹤年当年并未介入其中)。

六十年代初期,陈平一行到中国“定居”,他在1961年7月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同行的有章凌云和慕沙阿默德,双方就东南亚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而中共将支持马共的斗争,但陈平认为情况有待马共商讨。

1965年,毛泽东特别安排陈平一行从北京到湖北省首府会面,以了解马共的想法。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与马共未有达成正式的协议。

倒是在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马共代表时,显示出中国将对兄弟党的政策有所改变。

果然在1967年初康生(中央联络部长)与马共对设立马共电台事达成共识,当时中共有作过统计,指说自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已有超过5千名马共党员被流放到中国,如果将马共的支持者和家庭成员计算在内,截至1966年的人数共有两万人。

经过多次商讨后,毛泽东又于1967年的正月底再会见陈平一行人,地点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讨论结果是由康生一手操办马共电台设立之事。

就这样,马共被安排将办事处迁往湖南,地点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马共的广播电台就设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用为马共的行政权。

经过数月筹备妥当后,马共电台终于在1969年11月启播,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陈平说,电台草创时期,用三语(马来语、华语及淡语)广播。在成功吸纳大学生后,又增加英语广播。

事情的变化终于到来。这一年(1974年)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他要完成马中建交的艰辛任务。因为自从1971年开始,马中之间的商贸团及体育团已相互往来和交流,使到马来西亚决心在解决马共问题前,先与中国建交,以实现他的中立与不结盟外交政策,一改东姑的绝不与共产国家建交的方针。

在这方面,当敦拉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至少有8次提及中共与马共的关系,这是中国驻马首任大使王幼平在陪座时,所听到马国总理对马共的事宜格外重视。

毛泽东的答复是:这只是党对党的关系,与国对国的关系无关,而此时中国愿与马国政府缔结邦交,不会因马共问题产生阻力。

随着四人帮在1976年倒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与各国广交朋友,也就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包括李光耀的劝告下,于1981年6月31日经邓小平拍板,停止了马共的“革命之声”的电台广播。也是在同一天,位于马泰边境基地的马共“民主之声”开播了,取代了“革命之声”。在陈平的回忆录中也有透露邓小平劝请马共寻找方案另谋出路。

也就是在1987年左右,郭鹤年被邀请协助解决马共问题。于是在特殊安排下,拉欣诺(时任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及姚光耀(马政治部副主任)飞到香港会晤郭鹤年,后者就安排他们参加一个宴会,并特别安排一个角落的桌位与中共代表会谈。双方经过坦诚在交流有了良好的进展,马共也对这样的安排有所满意。

到后来,郭鹤年为了达成协议,也在文字上特别被安排在广州与中共资深领导会晤,彼此对达成协议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1989年12月2日,郭鹤年终于完成一生中的另一个“壮举”,让马共成员走出森林,快乐“回家”。1990年正月,马共的“民主之声”也全面停播(这就是郭鹤年所说的,他也促成马共电台在签和约后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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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4 22:55:4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马来经济理事会:郭鹤年靠裙带关系致富

发表于 2017年12月20日 中午12点29分     更新于 2017年12月20日 下午12点58分

中午12点50分更新

“大马糖王”郭鹤年的自传批评马来西亚奉行错误的种族导向经济政策,马来经济行动理事会(MTEM)暗批,郭鹤年等大马富豪致富是因为与政府有裙带关系,因此不应忘恩负义,忘记政府的提携。

马来经济行动理事会昨天在赛城举行理事会年度大会。该理事会执行长阿末亚吉(Ahmad Yazid Othman)在记者会上否认政府的土著议程边缘化非马来人社群。

“政府的土著议程绝不是如那位住在香港的大亨所声称那样边缘化其他种族。”

“该政策是为了解决100年以上殖民主义所造成的族群经济不平衡。”

暗批郭忘恩负义

阿末亚吉也暗批郭鹤年的言论令人失望,因为这等于否认曾获得其他人帮助,而获得今日的巨富。

“所以,说他们有能力建设经济,是因为他们自己和种族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否认其他人帮助他们累积到今天的财富。”

阿末亚吉也促请大马的富商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

与政府关系良好

阿末亚吉指大马的财阀全靠与政府拥有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而致富。

“他们不能否认他们与政府关系良好,是让他们在商业领域发展上获得好处的主要原因。”

“换言之,多数大马百万富翁致富主要是因为(与政府)拥有良好的关系,或经济学里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

他也说由政府派发的土地与商业执照等商业机遇,让大马财阀赚尽财富。

曾经谏言胡申翁

“大马糖王”郭鹤年在其11月尾出版的自传中指大马因以种族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而走上错误的道路。

郭鹤年也曾建议第三任首相胡申翁实行不以种族为导向的平等经济政策,但其建议最终不被接纳。



墓志铭 ——悼念郭鹤龄(1923-1953)

发表于 2017年12月5日 晚上7点52分     更新于 2017年12月7日 凌晨12点13分

原著/James Puthucheary(1925-1999)
翻译/北雁


在这无碑的墓里你躺着,同志
雨水不久将把坟冢夷平
而你也将为蛆虫所食
但我们不会为你的离去而哭泣

我们将不哭泣,即便一滴眼泪
或低下我们的头,或捶打我们的胸
因为你已完满度过一生
不会因耻于懦夫般的过去而凋谢

你只有一次生命
那又是你所最为珍惜的
你已度过了它,未经连年的折磨
既非漫无目的,亦非庸碌而过

如今同志,你已消逝离去
你引领的手已从我们之中抽离
当斗争中想起你时
在那森林深处,你的英灵
将骄傲地告诉世人:
“他把整个生命和力量都献给了
世上最崇高的事业
——为了全人类的解放。”

原文:

An Epitaph
by James Puthucheary (1925—1999)

Lie here comrade in this unstoned tomb
The rains shall soon level the earthen mound
And you be food for maggots and worms
But we will not weep that you are gone .

We will not weep, not even a drop
Or hang our heads down or beat our breasts
For you have lived your life in full, not
Seared by the shame of a cowardly past.

You had only life to live and once
That one life was your dearest possession
You have lived it without years of torture
Of purposeless life or of trivial past.

Now comrade that you are dead and gone
And your guiding hand from us withdrawn
When amidst struggle your memory recall
In the jungle, to all with pride shall tell
“All his life and strength was given
To the first cause in the world ---
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

译者注:

为配合《郭鹤年自传》的出版,谨此附上一首悼念郭鹤年二哥—郭鹤龄(William Kuok Hock Ling,1923-1953)的诗词,题为《墓志铭——悼念郭鹤龄》,以飨读者。

郭鹤龄为马共著名人物,1953年遭(英殖民军)狙击牺牲(于彭亨森林)。亿万富豪郭鹤年曾透露,要不是受兄长和母亲的影响,他可能只是一个注重物质的资产阶级。他说:“当我受物质引诱时,我就会想起兄长郭鹤龄的遭遇,他为弱势群体献出了宝贵生命”。

编注:

此诗为詹姆斯普图查里(James Puthucheary,1925-1999)为了纪念已故郭鹤龄所写。郭鹤龄是他的同窗兼儿时玩伴及政治上的伙伴。原诗收录在《没有懦弱过去》,后也收录在新加坡出版的《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2009),由Tan Jing Quee, Teo Soh Lung, Koh Kay Yew所编。

作者普图查里为一名左翼经济学家、律师、工会主义者。他的著作有《马来亚经济的拥有权与控制》(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the Malayan Economy,1960)。普图查里逝世隔年,著名经济学家佐摩(KS Jomo)及普图查里的弟弟多米尼克(Dominic Puthucheary),联合编辑《没有懦弱过去》(No Cowardly Past: James J. Puthucheary : Writings, Poems, Commentaries,1998),书中收集普图查里生前的作品,后来于2010年再版。

郭鹤龄,为亿万富豪郭鹤年的已故兄长,为马来亚民主联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创党人,1945年左右加入马共,曾担任宣传主任,1948年走入森林,1953年8月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遭英军伏击,享年30岁。最近,郭鹤年在其自传中提到郭鹤龄的典故,并对二哥挺身为工人付出赞誉有加。



光华日报

餐风饮露不记年 戴月披星难留梦

4/01/201818:03

隆门客栈 文:胡一刀

『郭鹤年二哥郭鹤龄是马来亚共产党人,在马共历史上是谜一般的传奇人物。前马共人员、新加坡前国会议员陈新嵘告诉胡一刀,有一次马共电台欲批评郭鹤年,文稿弄好了上头却突然喊停,告之烈士家属不可碰也。』

快速翻读了《郭鹤年自传》。不过,胡一刀的视角,不在郭鹤年商场上经历的惊涛骇浪,反而是郭鹤年对二哥郭鹤龄的描述。

郭鹤龄是马来亚共产党人,在马共历史上是个谜一般的传奇人物。香港彭博社有一次访问郭鹤年,他提到生命中影响他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虔诚信佛的母亲郑格如,一个便是投身共产党革命的二哥郭鹤龄。

对紧急状态这一段血腥岁月,胡一刀素有兴趣并小有研究,也收集不少有关郭鹤龄的资料(收录在尚未出版的《谁救了手雷女郎》一书)。郭鹤年自传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包括郭鹤龄求学时曾对后来的大嫂有好感(郭鹤举太太)、郭鹤龄上山之后曾寄了七至十封家书等。

在上山追随马共游击队前,郭鹤年曾力劝郭鹤龄不要走,“让他们(指英殖民)逮捕你好了,然后驱逐到中国。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请求马来亚政府把你送回来。……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他们最终可能会用原子弹轰炸彭亨州的森林,把你们全部炸死……你能活下来的机会实在太渺茫了。”

不过,郭鹤年关于郭鹤龄某些细节,与胡一刀手上资料有少许出入。

郭鹤龄不懂中文,但英文造诣很高。郭鹤年自传透露,郭鹤龄曾在《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当记者和编辑。但曾与郭鹤龄共事的狄克鲁斯(Gerald de Cruz,欧亚混血儿)却称,郭鹤龄1940年初加入英文《海峡时报》,一个月后他也成了郭鹤龄的同事。

关于郭鹤龄之死,郭鹤年自传是这样说的:“1953年8月,英军伏击了鹤龄和他的两名保镖(应该是指警卫员),三人在森美兰和彭亨州交界的丛林中全部遇害。”

胡一刀在档案局翻查的资料,1953年11月2日,《海峡时报》封面版报道官方宣布郭鹤龄的死讯:上个月“辜卡兵击毙暴徒文宣头子”。暴徒,是在紧急状态初期,英殖民政府标签马共的称号。

曾任民政党国会议员的多米尼普都遮里(Dominic Puthucheary),是郭鹤龄挚友詹姆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的胞弟,他在纪念詹姆斯的文集中透露,“1953年9月8日,郭鹤龄在彭亨中伏死亡。……英国人获悉郭鹤龄在彭亨活动,出动翁惹化(巫统创党人)通过广播录音,劝告郭鹤龄放下武器投诚。当郭鹤龄拒绝这么做,他们展开行动击杀了他。”

究竟郭鹤龄死于8月、9月还是10月?这样说吧,胡一刀比较倾向多米尼之说。很简单,郭鹤龄上山之后,郭母郑格如认了詹姆斯当义子。当郭鹤龄被英军击毙,詹姆斯受委托去认尸,并把确认的消息通知郑格如。

胡一刀曾为此致电联络多米尼求证,他说政府人员给詹姆斯看郭鹤龄被击毙的照片,而詹姆斯确认是郭鹤龄无误。

郭鹤年自传也提到,有一天,詹姆斯普都遮里来找他,给他看了一张郭鹤龄的照片。“照片中,鹤龄躺着,身上覆盖着树叶。”

詹姆斯后来写了一首诗纪念郭鹤龄,开头数句胡一刀试译如下:“躺在这里的同志没有立碑,雨很快就会抚平小丘,你将成为蛆虫的食物。但我们不会因你走了而哭泣。我们不会哭泣,不会流一滴泪水,或垂下头,或捶胸口,你的生命已经填满,而非烙印一段懦弱过去的耻辱。”

当年住在新山的著名作家韩素音,把郭鹤龄影子写入英文小说《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有个角色叫“森”(Sen),一名放弃继承家业的富家子弟,投身革命洪流的马共领袖。他的原型明显来自郭鹤龄。

马共人员的回忆文章几乎从来不提郭鹤龄。前两年,曾在马共电台工作的贺庆(新加坡前国会议员陈新嵘),从泰南来吉隆坡和老朋友会面,并告诉胡一刀一段轶事:“有一次,我们的电台欲批评糖王郭鹤年。文稿弄好了,大家也准备好了,上头却突然喊停,告之烈士家属不可碰也。可见,上头对郭鹤龄还有一份情在。”

“餐风饮露不记年,戴月披星难留梦。”青山寂寂,绿水幽幽,那一场被遗忘的战争,那一段被扭曲的岁月,在历史洪流只留下风中的唏嘘?



政治有价!文化何价?——庙会一路走来的迷思与省思

16/12/201717:47

文:张瀚中

今年的庙会因为卡在其中的人为因素解决不了,让庙会的筹备工作有点不妙,响不响应?州政府还没答案,反而出现了广汀及潮州等大团体“无暇”参与,一切显得吊诡非常,非但筹备的青联委诸事不顺,就连追随者也无所适从。

回忆积极参与青联委的那段岁月,各姓氏青年团联委会在最早期的12个单位在因缘聚合下,由郭素贞、黄福兴、已故谢志骅等等筹办了全槟儿童假日营,年轻的心从不复杂,也因为大家快乐的参与,有了好的开始之后,使州内的姓氏青年团较后逐渐靠拢催生了各姓氏青年团联委会,变成了小华青团继续联合各宗祠青年团定期举办活动。

笔者当时代表张氏青年团,觉得今日的华裔年轻人一般上对自己的根都不太了解,遂提议择日举办寻根大会,这项不曾办过的活动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一致通过,还记得已故谢志骅这么形容:你的手一举,我们做到忘记自己!

大家全情的参与,也在不分彼此的合作下,所有问题皆迎刃而解,当时笔者为了负责两个展览摊格才发现到张氏清河堂并没族谱可以参考,如何去填补那一大片的空白,结果硬着头皮到处寻找相关资料,甚至向海外的宗亲会求助,并且自己动手画出张飞的肖像,才解决了登高一呼之后自己所面对的困境。

轰轰烈烈的在华人大会堂一连办了两天,也让参与者感觉辛苦之后的成就感,隔年除了例常的儿童假日营之外,也更积极的策办各项活动,除了青年领袖高峰会议,也在光大东姑礼堂举办庙会前身的“宗青之春”,一个晚上有歌有舞有吃有喝,让各姓氏青年团紧紧的靠拢在一起。

有了好的合作基础,大家便倡议将之前的寻根大会演变成街头庙会,主办单位依然是青联委,前朝的州政府最多只是主催或是赞助,首长许子根博士或代表并未直接或间接参与筹备工作,他每年都是活动主宾,最多的“干预”也只是间中的一年要求邀请时任首相阿都拉一起出席开幕而已。

每年的新春庙会在过去十余年来已经成为槟州的新春主轴活动,也是十年如一日的官民同乐活动,州政府向来扮演的角色只是赞助者或协调者,而青联委及扩大后的各华团单位才是轴心的主办者,向来也相安无事的互相配合,只为擦亮槟州庙会这个活招牌。

改朝换代之后,虽然形式有一些改变,母体的宗联委成了主办单位,这也不是问题,可是因为7万拨款的迟迟未能到位,宗联委主席张威如与州政府的各执一词,各有看法,加上名英祠的“旧仇新恨”,让一切都复杂化起来,所谓相骂无好口,当一切的横生枝节使事情变成无转寰余地起来,也出现了今日意想不到的胶着状态。

作为曾经的参与者,总觉得一切是如此的奇哉怪哉,本来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华族应节大活动,为何会演变成向左走,向右走的局面,本来州政府应该扮演的是协调者与赞助者的身份,为何会变成拒绝来往户?甚至在舆论上公开过招?

青联委的“祖辈”级人物过去总爱自嘲为“打架鱼”,就是打死不走,大家在正规会议后还不罢休,继续将小会议搬到咖啡店或饮食中心去,继续友善的斗嘴至夜阑人静时分,话题偏偏离不开华社活动。

当年庙会的倡导者如谢志骅、吕德财、洪清助已先后作古,可是尚健在的“打架鱼”如黄福兴、吕辉学、曾楚彬、郭素贞、郭沛德、朱永成、王平松、骆泽扬、黄振部、张德明、孙培华等等相信看了也头晕目眩,本是鼓吹升华华人文化的节目,也是经已打响名气的招牌活动,来到如此田地,情何以堪?

做为始作俑者,只希望这项活动最终能排除万难的成功举办,至于江湖事,江湖了!谁是谁非是另外一回事,要办好一项有口碑的活动起码3年,要弄砸其实它只需一刹那而已,谁是谁非历史自当会有一个断定!

政治无情人有情,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灵魂,不论是否因为政治因素或认为的因素卡住,解铃还须系铃人,最重要是大家心中是否还有一颗关心文化的心,以排除万难,让文化的风继续扬起,完成传承的神圣使命!否则不论哪一方“胜”了,最终也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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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4 16:24:08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郭鹤年懂多语跨越国界,学者赞开放精神奠基础

发表于 2018年2月11日 下午3点13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11日 下午3点29分

去年底出版的《郭鹤年回忆录》揭露政商界的秘辛引起华社哗然,也挑起一些巫裔的不满,但在国际学者视角,此书彰显大马首富郭鹤年是个不自我设限的成功企业家。

国际学者黄枝连教授指出,郭鹤年从早期代理的大米和食糖到后期油棕业及酒店业,都是从民生需求为出发,不设限地开拓各种有潜质的业务。

他说,郭鹤年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智慧,然而面对生意发展,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及需要合作的对象,以致能游走在日本皇军、英国殖民地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等之间。

“郭鹤年懂得多语言、多行业、多国界,这是他成功的最基本条件。我们也一样要学习开放,不要给自己、群体、家庭、国家、文明设边界,如果中华文明很了不起,就必须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存及发展,不局限在自己设下的小圈子。”

黄枝连早前在新纪元大学学院主讲“《郭鹤年回忆录》读书报告:一个把自己打造为走向世界-走向大众-走向未来的新生代企业家”时,这么说。

应加强公益慈善

黄枝连指出,郭鹤年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当权者,都不会抗拒当权者,甚至懂得与他们合作,毕竟掌握政权者拥有最大资源。

他说,人民也应该抱着同样态度,不要抗拒当权者,若面对问题应该寻求当权者的协助,因为任何当权者都有责任替人民做事及不逃避责任。

他提到,根据资料,郭鹤年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比其他著名华人企业家如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等都做得少,他在有生之年应该加强这部分,毕竟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他认为,在阅读《郭鹤年回忆录》,应该试着了解郭鹤年的优点、特性及成功技巧,而不是审判他的为人或质疑内容的可信度。



柏特拉与前锋报夹击郭鹤年,副部长警告别忘本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中午11点37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4日 中午11点41分

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最近接连指控富豪郭鹤年支持行动党,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也是农业部副部长的达祖丁(Tajuddin Abdul Rahman)指出,郭鹤年应该意识到由于国阵的政策及治理,才能让郭鹤年致富。

他提醒,郭鹤年并非因为行动党的治理而致富。

因国阵才致富

报道引述达祖丁在霹雳州出席活动后警告,郭鹤年切勿忘恩负义。

“他富裕后忘本。他因为国阵政策而致富,并不是因为行动党的治理而变得有钱。”

“他必须谨记切勿忘恩负义,要有这份自觉。”

“如果指控属实,我们就警告他。”

RPK抛出指控

拉惹柏特拉近日在《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 Today)撰写数篇文章,指控郭鹤年支持行动党推翻巫统领导的国阵政权,以冀华裔能在马来西亚掌政。

《马来西亚前锋报》也有报道拉惹柏特拉的指控。

拉惹柏特拉被视为首相纳吉阵营的写手,而《前锋报》则由巫统拥有。



海外华人之蜕变

发表于 2018年1月22日 中午12点18分     更新于 2018年1月22日 中午12点27分

【我书我想】

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华族文化与语言也一并水涨船高,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海外华人研究吸引大批资源涌入,而今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回望二十年前,此情此景实无人可预知。

回顾海外华人迁移史,历经数各大时代演变。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末民初战乱连连,中国沿岸人口因社会与经济困顿,以“卖猪仔”方式大量往外流动、迁移。这批移居者多已落地生根,早已融入在地社会,或已归化为居住国的公民,文化混杂现象相当显著,进而形成具有在地特色的中华文化。例如,在马来西亚,除华巫文化混杂的土生华人文化之外,部分籍贯方言也已参杂一些马来语词汇,文化语言生态极为丰富。

1980年代中国推动改革开放政策,掀起另一波移民潮。此次外移的中国人多以留学或技工形式长期移居海外,部分甚至无证滞留“黑下来”。然而,此批“新华侨”(80年代后的移民)实为各地华人社群提供新动力,亦强化在地的中华文化元素。海外许多华裔聚集地与唐人街,其中许多行业经营乃依赖新华侨得以传承,亦将中华文化包装并商业化,使得该区日益活络。

频繁跨境的新移民

而今,21世纪资讯科技革新大幅度缩减通讯时间与成本,全球化风浪使中国移民形态更为复杂、多元。普遍上,新移民的社会资源较为充裕,移民不再是单向的移动(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是跨境的频繁往返或于多国不断流动,成为世界公民。

其中,长期侨居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约有200户,多数居住于雪兰莪鹅麦一带,以经营纺织、贸易与餐饮为主。他们虽定居马来西亚已有二、三十年,除数人持有马来西亚永久居留证之外,绝大部分依旧持有中国国籍,并于马中两国之间频密往来。

他们仍然对中国与家乡抱有强烈记忆与认同,也善用其身份特点在马来西亚生活与发展。中国人(华人)与穆斯林身份乃是其重要的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可在当地华人社群与马来社群中左右逢源。

依据时间沿革,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不断转换,一些社群坚守族群文化,一些社群则选择放弃。然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经济与文化政策不断增强,海外华人社群也出现“再华化”,抑或“中国化”的现象,即海外华人重拾与凸显其华族身份认同。

以马来西亚为例,近年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马中民间密切往来,一些华团领袖也不时发表乡愿言论,甚至高调迎接新任中国大使中可窥一二。

中国的方向尚未明朗

中国崛起确实改变世界的面貌,其影响是广泛且深刻的。因后殖民与冷战思维所致,早期的海外华人研究乃冷门且敏感的学科,但如今已逐步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诚然,无论学者立场为何,中国因素必将是学术研究的显课,这是不可逆转与逃避的事实。

然而,崛起中的中国其内涵与方向尚未成形,仍有很多空白之处待填补。是以强势帝国主义殖民弱者,或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国?海外华人实可在此提供意见与观点,以期让中国看见世界的多元与复杂性。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IOM)于200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约有7000万华人移居海外,乃是世界最多移居海外的族群。此外,2015年亦有950万名中国人侨居海外。虽然华侨华人已有界定,然而社会或学界讨论仍经常将国籍认同与文化认同概念混淆,是以“中国人”、“华侨”与“华人”身份仍需更多的研究,方可将之厘清、确立。

国籍与文化认同纠葛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亦应时刻检视与认清自身的定位,须在国籍认同与文化认同上取得平衡,避免观念错置而与当地社会发生抹擦,徒生芥蒂。一味歌颂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却罔顾国内既存的族群敏感性,只会徒增种族政客手上的筹码,藉此煽动族群情绪,以换取其政治利益。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经长期的文化交流、交融后,实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新一代的大马华人亦有较为清晰的国籍观念,理应坚持现有的国籍定位与文化特征,并且强化与深化其独特性,成为全球在地化(glocolization)的范例之一。惟要强调的是,强调本土化的同时并非意指对中国不能抱有想象或向往,毕竟祖籍之地与文化同源必然衍生亲切之感,千年古国定有魅力之处。

江伟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任职于非盈利教育机构。长期关注马来西亚民主与人权进程,并热衷于政策研究、族群关系、语言权利与社会凝聚力等课题。书写是为了与人沟通交流,期待任何批评与意见。



光华日报

长居建国,不止百年

17/01/201818:13

如是我刎 文:董恪宁

先祖黄丽碧与洪布、父母黄世胜与谢真珠以及两位叔叔世表与世凤,决意离开中国福建省的安溪县罗内村,迢迢千里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是远在上世纪1923年的陈年旧事了。

抵达槟城之后,一家人开始先在日落洞落脚,种豆芽卖豆腐维生。辗辗转转,后来搬到北海的双溪浮油,养猪和鸡鸭维生。日子尽管过得清苦,一家人踏踏实实地工作,生活淳朴安逸。

黄世胜后来自资创建裕春栈,专营饲料、白米和蔗糖,批发分销,已有漫长的80多年光景。《光华日报》的特写说:至今裕春栈乃是北海双溪浮油,享有盛名的老字号之一。

时光荏苒,倏忽n年,黄家在此,屈指一算,接近百年。如今身在北海的黄德安先生也77岁了。自黄丽碧算起,德安先生收集的资料显示,黄家的后人共有六代人,子孙满堂;里里外外,总计160人,散居各地,各有一番斐然的成就。

类似黄丽碧大家族的精彩故事,当然还有很多。六、七代人,说实在话,不算是十分罕见。早在清朝之时,南下这里的前辈也大有其人。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三人乘船在海珠屿海边登陆长居,相信是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干隆十年左右。

林立两岸大城小镇的百年华校,正是佐证,说明了华裔的先民,一早来到这里。位在牛干冬街的五福书院,1819建校,如今校龄199岁,就快迎来了200年校庆的大日子。

此后马来(西)亚的立国和建国,前前后后,自然都有华社、华团和华商上上下下所淌的血汗。日本南侵之日,族群奋起抗日,以肉身保卫家国。亚依淡南侨机工纪念碑所刻,恰是一(小)部分的石刻的记录。

二战之后,华裔积极参军,说来也不算少数。记者会上马来西亚华裔退伍军人协会(Macva)代表所陈述的过去,所展示身上累累的枪伤和刀疤,都证明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英勇作战,所向披靡,留下大气磅礴的辉煌日记。

战功在身,因此荣膺英勇奖章的将领和兵士,不乏其人:张琼莱中校、梁福昌中校、田胜安中校、蓝世春上校、李阿宝少校、符志明少尉、朱和顺军士长、曾英进少尉、末依沙哈山……

可惜,因为颐指气使的个人短视,因为肆无忌惮的一己偏见,眼下传教士依斯迈米纳(Ismail Mina Ahmad)乃至公开高调指陈暹罗、英国、日本殖民之时,乃至和共产党对抗之日,唯有马来族群挺身抗敌云云。历史当然不是如此这般凭空想象。

如果卷帙浩繁之学术读本,连篇累牍的学校课本所载的点点滴滴,不足提醒我们,筚路蓝缕路上,这个国家的所有,都是上一代人一起造建的不朽;或许毗邻同在一处的槟城龙山堂邱公司和东姑赛胡申依迪之皇陵,当能反映了同存共荣的事实。

不论黄丽碧之前,或是黄丽碧之后,都是这样。不论分布哪个角落,都有不同族群辛勤耕耘的痕迹。谁能像一只蜗牛之视角,永远只看到自己高高的触尖,而完全没有一丝觉察井外的网络世界之浩大无边呢?



回看华人社团的演变

8/02/201817:57

文:蔡欣

54年前与54年后的今天,华人社团没有多大的变化,地缘性、血缘性、业缘性、文缘性、神缘性、学缘性或综合性的社团依然存在,他们组织健全或不健全,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接班有人,有人愿意承袭先辈传下来的结社基础,有人愿意出钱又出力,把组织的棒子接下来,成为维护华人社会一股千秋万世的力量,也就不负传承的宗旨和期望了。

不过,这种延续,在我看来,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不就是每年春秋二祭,祖诞、神诞、年终会庆、设宴联欢,大吃大喝,响彻云霄的敬酒声中,主席上台演讲,讲来讲去都是绕著团结合作,敦亲睦族,兜兜转转几十年,前辈讲过的话,后辈跟着重复再讲,聴的人不厌其烦,尽在台下大声吆喝喧哗,这样一年复一年,我足足看了54年,也采访了54年,今天,依旧不改吃喝的习惯,只是,吃的花样翻新了,本来都设在本身会馆筵开二三十桌的宴会,现在会馆太小了,大家争排场抢热闹,一开就要上百桌的千人宴,至少也要五六十桌人以上,才能满足华人讲排场争面子的虚荣心。

华人社团除了吃喝讲排场,不可抹煞,其他贡献也是有的,因为领袖只讲不做也难以交代,于是,很多社团开始趁吃喝场面颁发会员子女奖学金或贷学金,发送贫老弱势救济金或赈灾援助金。

上世纪料八十、九十年代,老一辈年事已高,发觉年轻一辈对结社完全不感兴趣,于是大力推动成立青年团或妇女组,不过也有些领导人只做表面功夫,因为自己总觉得老当益壮,其实恋栈不放,于是乎,青年团或妇女组成立后,当青年与妇女会员越来越多,老一辈的权势受到了威胁,担心无人接班的人,开始担心自己地位被愈来愈年轻化的新势力取而代之,便开始把青年团妇女组附属组织冷藏起来,冷藏的方式就是不再赞助青年团或妇女组的活动经费,很多社团的青年团与妇女组便陷入冬眠状态,一蹶不振,最终不欢而散。

一向声称代表表华人的华基政党的马华公会,在1969年的大选失去了华人的支持,33位马华国会议席候选人只剩下13位,20席的国会议席落在反对党的手里,华人在“513”过后的政治思潮处于停滞和观望的阶段,为拉拢马华和华人的关系,陈修信适时地喊出了“华人大团结”口号,当时大团结运动赢得不少人的华人重新归队与支持,于是,马华在1974年的大选,重夺19个国会议席,43个州议席。

但是513过后,华人处于新经济政策下,华人还是面对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困境,新上任的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宣布新的领导策略,其中为扭转华人经济方面的计划,即是在1975年5月18日所成立的马化控股公司,通过马化控股公司的集资以维护华人参与国内主要经济领域的权益,更重要的是,李三春想从陈修信时代所流失的华社支持票,重新争取回流。

那年代,马化控股公司的成功表现,引起了华人社会的疯迷,跟着各地华人社团纷纷成立控股公司,乡团、宗亲会、行业公会等也群起组织合作社。华团一窝蜂组织控股公司或成立合作社,有的人因贪图优厚利息,有的人因对同乡的信任,有的人是新经济政策产生恐慌,便纷纷把自身积蓄投入了这个打着民族旗号的无底洞,结果呢,完全血本无归。

当时,华人以为改变传统的家族生意经营方式,才能和有政府作后台的土著商人竞争,于是,有心人便通过社团组织的方便,在自己的会员或族群中挖了一个金融无底洞,让千千万万同胞往这个无底洞里跳,可悲的是,“民族大业”的热潮熬不过10年,青团运合作社被中央银行禁止营业之后,合作社与控股公司全部崩盘,华人与华社除了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没有其他选择,被冻结的许多学校董会基金,乡团成员的积蓄,千万升斗小民的血汗钱,都付诸东流了,但却没见善后的安排与交代,那些在一场金融骗局被冻结的公众的钱,也不知钱落谁家?

华人社团经此风暴,心灰意冷,重新回归过去的千篇一律的存在和操作,只局限在一如往常的联谊活动,有的甚至宁可让它冬眠也再不想冒险求变。

集资受骗烧香拜神

但,华人是不堪寂寞的民族。

集资搞民族大业受骗之后,经济上重归老路,乖乖做回小本生意,暂不求变,但求求神拜佛的怪象来了,应该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神缘性的组织开始蓬勃起来,大家竞相以相同的信仰,共同的习惯,本来已经在神缘性组织,便在各街区各住宅区纷纷成立起来了。

1965年初到亚罗士打,街区的盂兰胜会,最多也只有三个至五个,而且是由几条街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盂兰胜会,住宅区根本没有类似组织,因为当时很多商店的后院或楼上都成了店主的家居所在,除了大富人家才有另立宅院。

过了几十年的今天,屈指一算,竟然比会馆的数量更多,现今单单亚罗士打的拜神组织已增至六十多个,还未包括几十间遍布城里城外的大小庙宇。

为迎合农历中元节拜大士爷的需求,现在所谓的盂兰胜会的组织,每一条街就有一个,有的甚至街头一个,街尾也来一个,而且大部分的住宅区或都个别成立,组织上名称虽然不同,但其目标都是为了七月普度拜祭而成立。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各街区不断的成立神缘性的组织同时,也不断投入公益事业,于是每年中元节的庆宴上,都会赞助吉华与新民独中教育经费。拜神不忘公益与教育,这便是中华民族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典型美德。

1980年以后,各类型华团又再群起整合,纷纷成立全国性的联合机构,随着马中关系的发展,地缘、血缘、业缘性的社团,纷纷与中国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有效地促进了马中两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整合后的华人社团为了迎合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在改革在求变,由传统变成现代化,由本国变成国际化,由区域性或各自为政变成联合化。

不过,华团的改变并不是全面性,虽然也都附属在全国性的组织里,但各自的组织还是停留在消极、得过且过的阶段,社团内部进入“老龄化”,年轻一代对会馆的联谊性活动不感兴趣,许多团体都陷入青黄不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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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25 23:5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纳吉:若非国阵,郭鹤年不会成为糖王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晚上10点12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4日 晚上10点49分

晚上10点45分更新

随着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指控富豪郭鹤年资助行动党,郭鹤年的财富再成焦点。首相纳吉今日指出,若非国阵政府,郭鹤年绝对不会成为糖王与米王。

根据《KiniTV》,纳吉今午在雪州沙登为一马培训计划中部地区面试活动致词时说,不管是平民或富豪,都需要一把钥匙,以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他形容,国阵政府的政策,就是这把钥匙。

“若我们看看马来西亚富豪榜,像郭鹤年,谁给钥匙他,让他一度垄断白米与白糖?那是政府给他的钥匙。”

郭鹤年侄儿反驳指控

纳吉补充,虽然郭鹤年(见图)努力上进,但还需要政府给机会,才能够成功。

“是的,他上进、努力、勤劳又有纪律,但这不足够。每个人都需要一把钥匙。政府的政策就是创造这些机会的钥匙。”

拉惹柏特拉近日撰文指控,郭鹤年通过侄儿郭孔怀资助行动党倒国阵。

拉惹柏特拉被视为纳吉阵营的写手。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也有报道与跟进柏特拉的指控,甚至访问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并强调郭鹤年是因为国阵的政策及治理,才能致富。

郭孔怀今日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反驳拉惹柏特拉的指控。



“没给过行动党一分钱”,郭鹤年侄儿驳斥柏特拉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晚上9点18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4日 晚上9点22分

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最近指控亿万富豪郭鹤年叔侄资助行动党倒国阵,而巫统宣传机关也随之起舞。不过,郭鹤年侄儿郭孔怀今日严正反驳拉惹柏特拉的指控。

郭孔怀洋名是James Kuok,现年84岁,经营餐饮业。他今午在名下一家娘惹餐厅接受《当今大马》访问,一一反驳拉惹柏特拉。

他强调并未充当叔叔的中间人,以捐钱给行动党倒国阵。

“我没有为郭鹤年所利用来汇钱给行动党,我个人也没有给行动党一分钱。”

“如果《当今大马》今天没来找我,我会更开心。警察应当先来找我不是吗?我做错了什么事吗?他(拉惹柏特拉)说的并不属实。”

与林冠英等喝茶

郭孔怀批评拉惹柏特拉,炒作故事。

“不管人们要相信什么,或拉惹柏特拉要说些什么……若他想要,就会炒作故事。”

拉惹柏特拉昨日在《今日马来西亚》(Malaysia Today)撰文,指控郭孔怀为郭鹤年(见图)搭桥,协助联系行动党,以捐钱资助行动党倒国阵,希望借此能让华裔在马来西亚掌权。

拉惹柏特拉还在文章中附上一些照片,可见郭孔怀与行动党总秘书林冠英、前首相署部长兼行动党党员再益会面。

郭孔怀坦言,虽然郭鹤年超级富有,但他并不知道叔叔如何花钱,也没兴趣要知道。

“我的父亲在家中教我们,如果你有钱可以捐作慈善。但我不知道他(郭鹤年)怎么用他的钱。”

针对拉惹柏特拉上载的照片,郭孔怀强调,他与行动党领袖见面并没犯法。

“是的,我确曾多次与行动党领袖坐下来喝茶用餐。但跟我一起喝茶用餐的朋友不一定就是行动党朋党。”

也见过国阵领袖

郭孔怀重申,他与行动党并无任何钱财关系,还反指拉惹柏特拉(见图)盗用他发布于面子书的照片。

他强调,在他经营餐饮业31年期间,曾招待过无数名人,包括三名前首相胡申翁、马哈迪与阿都拉。

“我见过许多VIP。这不是我要吹嘘,我曾经见过多名马华总会长与民政党主席。”

来自柔佛州的郭孔怀,在谈话时夹带着当地的马来口音与用词。

他笑言在初次见到林吉祥时,还把林吉祥骂了一顿。

“当我初识林吉祥的时候,我还骂过他。后来我还常常和他谈起此事,当我第一次遇见他,我们在咖啡店里吵架。”

郭孔怀忆述,当时,正是其“好朋友”胡申翁在1970年代担任第三任首相时的事。

斥柏特拉不感恩

除了一一反驳指控,郭孔怀还反击拉惹柏特拉。

他宣称曾经两度帮助拉惹柏特拉,没想到拉惹柏特拉却不懂得知恩图报。

他忆述,在拉惹柏特拉儿子进入戒毒所,以及拉惹柏特拉之前自我流亡到英国时,他曾分别资助柏特拉与其儿子。

“我并非要求你(拉惹柏特拉)亲吻我的脚指头。但就算你不懂得感恩,至少不要说些废话。”

根据郭孔怀,他当年听闻拉惹柏特拉在内安法令被拘捕时,虽不认识他但却也曾透过朋友传达慰问。拉惹柏特拉获释后,郭孔怀也曾邀他与数名共同朋友共进晚餐,两人因而结识。

他进而形容拉惹柏特拉不负责任,在惹上官非后,流亡海外,不敢面对法庭审判。

郭孔怀说,一向以来,郭家都不喜欢受到媒体镁光灯关注,但随着拉惹柏特拉诬蔑他,让他深感愤怒,决定通过媒体反驳指控。

“我相信会有算账的一天。他终究须面对上苍,还有上苍的愤怒。”

前锋报也随之起舞

拉惹柏特拉目前流亡海外。他的政治立场数度摇摆,他曾在2008年大选前大力支持在野党,但近几年却倒向政府,成为首相纳吉阵营的主力写手。

2008年7月17日,拉惹柏特拉被控刑事诽谤首相夫人罗斯玛、C4炸弹专家兼代上校阿兹布勇(Aziz Buyong)以及罗斯玛的随扈诺哈雅蒂(Norhayati)。之后,他即流亡海外。

随着拉惹柏特拉近日指控郭鹤年叔侄,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旋即转载与跟进,甚至访问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



方天兴在华总团拜捧纳吉,邓章钦斥责不礼貌

发表于 2018年2月24日 下午2点0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4日 下午3点22分

下午3点更新

华总今日举行新春大团拜,但因华总会长方天兴在会上大赞国阵政府与首相纳吉,惹来非议。

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代表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出席华总团拜时,在面子书专页贴文说,方天兴在团拜上为国阵及纳吉站台。

“我当华总是华社民间组织,才同意代表州务大臣出席华总的新年团拜。华总总会长要利用这个场合为国阵及纳吉站台,为政党政治人物涂脂抹粉及拉票,麻烦不要请大臣、州政府代表及在野政党代表,这是不符合礼仪、不礼貌的行为。”

邓章钦也拍下方天兴现场致词的照片,并上载到面子书。

超过一半篇幅赞纳吉

较后,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说,华总当初是致函雪州大臣阿兹敏,惟阿兹敏未能出席,因此由他代表出席此新春团拜。

“这活动是庆祝农历新年,应该多谈谈华社的新年期望。然而,方天兴却花了超过一半的时间称赞纳吉的政绩,还讲得非常仔细。”

邓章钦指出,方天兴在致辞中不仅将废除对华小不利条文归功于纳吉,也大谈政府引进中资的功劳。

他说,方天兴除了力捧纳吉,甚至赞扬纳吉的父亲阿都拉萨。

“他要支持什么政党是他的权力,但他在华总的场合应展示中立。他如果要举办政治论坛,就不需要邀请我们。”

赞纳吉务实开明中庸

根据《马新社》,方天兴在华总新春团拜上致词时赞扬,纳吉是一名务实、开明和中庸的领袖。

他说,纳吉从出任教育部长到首相期间,在华教领域采取和宣布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删除不利华校发展的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项条文,并保证政府不会关闭微型华小。

他也赞扬,纳吉在外交政策秉承先父,即第2任首相已故阿都拉萨与中国建立邦交的遗志,同时加大力度及深化与中国的外交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他说,纳吉是历届首相当中,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经贸往来最频密,以及政府高层互动最多最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方天兴指出,要继续致力维持马中密切关系,或是在各领域寻求更上一层楼的话,现有稳定和稳固的政治铺垫是绝对重要元素。

他说,华社或人民不希望,也不能让一些人为议程或政治因素影响或破坏两国先贤和领导人,通过多代人所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我们必须致力确保,马中关系继续源远流长,让两国的这一代,以及未来的每一代,继续受惠,共同携手向前。”

支持一马概念利全民

方天兴指出,新的一年里,华总希望通过政府或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深化和强化马中两国在各领域合作往来,继续向前大跃进。

他说,建国的历史已经清楚说明,超过半世纪以来,华社通过在朝的华基政党以及主要华团组织,与政府取得密切且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借凭这种友好协商的关系和管道,让华社在政、经、文、教各领域取得积极正面进展,从中展现大马在全世界最独特并引以为荣的“中庸多元国情”。

“因此,我们支持 ‘一个马来西亚’治国理念,继续以民为本,通过协商对话,存异求同的中庸多元政策,造福全民。”

他指出,华总也希望政府继续公平合理照顾全民,包括华社在教育、经济、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权益与地位,确保这个国家继续在多元的色彩与特征下,永续向前。

他强调,在建国的道路上,全民必须一心一意,配合以政府的亲民政策下,携手共进,并共同迈向宏愿。

根据《马新社》,在场其他出席者包括纳吉、首相夫人罗丝玛、马华总会长廖中莱、民政党主席马袖强、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以及华团领袖等。



光华日报

公民权是老人临终的“礼物”?

25/02/201818:31

文:谢诗坚

国民登记局总监莫哈末拉晋指出,公民权不是一项特权,而是政府给予的最高荣誉。因此他说,政府需要时间审核公民权的申请者,也因为这样,政府不对申请者设下时限。

一般上申请公民权未获批准有下列因素:申请者不符合条件、资料不齐全或拥有犯罪记录;再有一条是马来文考试不及格。

根据马来西亚宪法规定,有三个途径可以申请公民权:因法律之规定,下列人士可以成为公民,即在马来西亚日之前出生而依据附录已是联合邦之公民;或在马来西亚日以后出生而拥有第二附录中所刊载之资格。

这一条文显示,凡是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马来西亚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出生的马来亚联合邦公民可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而在马来西亚日之后出生者,也可依据条文成为公民。这是指在法律上赋予的权利。

第二个途径是登记成为公民(公民之妻儿)。任何已婚妇女只要其丈夫是公民,如果其婚姻关系继续存在及其丈夫在1962年10月起已是公民;又或者她能满足下列各项:她在提出申请前两年一直居住在联合邦,而且有意永久居住在联合邦及她的行为良好。

此外,联邦政府可让年龄21岁以下的人士登记成为公民,唯该名人士之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人是公民(或在逝世前已成为公民),并由其父母或监护人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对于参加马来西亚的沙巴和砂拉越来说,只要他们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已居住在沙巴或砂拉越就被列为公民。

再者,任何年龄满18岁或以上,而在“独立日”前在联合邦出生者,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登记成为公民,但要满足下列条件:(a)在提出申请前7年中,总共有不少过5年居住在联合邦;(b)有意永久居住联合邦;(c)品行良好及;(d)对马来语有基本的认识。

除了上述通过“法律”或“登记”成为公民外,还有第三个途径,那就是“归化”成为公民。条文指出,联邦政府可批准年龄21岁或以上者申请成为归化公民,但须符合下列条件:(a)永久在联邦内居住;(b)品行良好,及;(c)对马来语有足够的认识。

即便因“法律之规定”(by Operation of Law)、因“登记成为公民”(by Registration)或因“归化成为公民”(by Naturalisation),如果任何公民触犯法律,他可能会因此失去公民权。

且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在50年代,一位在槟城出生的华裔子弟因赴中国念大学,而后滞留在中国及后才回到马来西亚。按照当时的说法,他是有权利出国又回国的,因为他在槟城出生,而槟城在1948年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有条文言明,槟城及马六甲之居民无需另申请公民权,而是自动成为公民。

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时,槟城及马六甲的居民拥有比内陆各州多一点的权利,因为英国要安抚槟甲人民;尤其是受英文教育者不再反对并入马来亚联合邦成为独立国。

当时英国也巧妙地将新加坡排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外,继续保留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之所以这样做是让马来半岛成为马来政治的舞台,而新加坡继续作为华人的舞台。

但即使是法律赋予公民地位,宪法中的条文也有言明可褫夺一个人的公民权,比如已成为他国公民,放弃马来亚国籍,或政府发现有国人私下取得另一国公民权。

就因为这位仁兄离开国家逾5年,又曾被取消公民权(但未收回蓝色身份证)。当在70年代被查悉后,他就马上失掉在马来亚的工作,更面临被解递的命运。后来经高层斡旋,才获得通融居住下来。

(二)1961年,华教斗士林连玉先生因反对达立教育报告书将华校变质,疾呼华社坚持自力更生,不接受政府津贴。结果他在这一年被政府发出通函吊销其公民权(他是归化成为公民的,也因此被胪列一些罪名褫夺其公民权)。

虽然案件延至1964年才开审,但林连玉最终败诉。

当然类似林连玉和留华大学生的实例并不多,但华人在独立后才恍然大悟申请公民权的重要性。

在林连玉、陈祯禄及林苍祐的鼓吹下,到了1959年大选前,才有超过百万华人成为公民,不再如同1955年普选时只有10余万选民(要有公民地位才能成为选民)。

就在马来亚独立后和马来西亚成立后,报章常有消息说仍有30万华人申请不到公民权,有些人因证件不齐、有些人不谙马来语,也就多年来一直无法被确认身份。

近些年来,据知仍有至少5万名华裔,即便有些已老态龙钟仍拿不到公民权。

到底为什么呢?有人说他们通不过考试;如果只是这条理由,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早就应该全面解决,不能因马来语问题而搁置批准,只要他们爱国之心不受质疑。

因此政府特殊地处理超过40年公民权的申请者是十分迫切的。

既然总监说,国民登记局在2015年、2016年及2017年三年内共接获3万5000份申请书,而批准的只有7000人。若是逐年累积,年老多病的昔日申请者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最让人伤心的是,不时在报上阅及政党领袖为垂垂老矣的阿伯阿婆颁公民权,以显示他们争取的成果。这已是太迟的“礼物”,是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因此当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时,我也哑口无言,这是迟到不能再迟的“喜讯”,本就无所庆贺可言,偏偏政党人士还要与老人拍照,以显示努力有成效,但他们已将是入土为安的垂暮老人,生命只能以日算。一纸公民权只能带着离世,这到底如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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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6 13:55:45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郭鹤年首度回应指控,否认出资推翻政府

发表于 2018年2月26日 晚上7点7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6日 晚上7点37分

傍晚7点37分更新

巫统大肆攻击富豪郭鹤年后,郭鹤年办公室今日首度开腔回应,否认郭鹤年资助政党和媒体,意图推翻国阵政府。

它更斥责《今日大马》诽谤,强调保留起诉对方的权利。

郭鹤年办公室今日发表文告表示, 《今日大马》指控,郭鹤年意图破坏马来西亚民主进程,透过资助《透视大马》与多个政党,以推翻现有政府;但这种说法皆子虚乌有。

“这些指控是虚构的,郭鹤年极力否认。”

文告表明,郭鹤年对本身所获的机会心怀感激,并承诺推动国家发展,以便马来西亚拥有光明未来。

“郭鹤年希望在此表明,任何指责他忘恩负义的指控,全是错误的。”

《今日大马》文章严重诽谤

文告指出, 《今日大马》报道出街后,多个网站与报章皆报导此事,其中包括《当今大马》、《星报》、《新海峡时报》、《马来邮报 》 、 《 每日新闻》。

“郭鹤年表明,《今日大马》文章构成严重诽谤。再者,这些指控是虚构的,以完全不公的方式攻击他。”

“郭鹤年严正看待这些指控,并保留对付《今日大马》与文章作者的一切权利。”

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最近通过所经营的《今日大马》,指控郭鹤年叔侄资助行动党倒国阵,而巫统宣传机关也随之起舞。

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而旅游部长兼巫统最高理事纳兹里更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 更挑战对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纳吉也指称,若非国阵政府,郭鹤年绝对不会成为糖王与米王。

不过,郭鹤年侄子郭孔怀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严正反驳拉惹柏特拉指控,强调并未充当郭鹤年的中间人,以捐钱给行动党倒国阵。

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双双驳斥这项指控,并指这是蓄意挑起种族憎恨的假新闻。



纳吉胞弟赞郭鹤年爱国

发表于 2018年2月28日 下午3点13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8日 下午3点23分

虽然巫统大肆攻击富豪郭鹤年,但首相纳吉的胞弟纳西尔却声援郭鹤年,并盛赞郭鹤年是个爱国者。

纳西尔也是联昌国际银行集团主席。他今午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载一张与郭鹤年的合照,称赞郭鹤年。

“我重贴这张去年的照片。我有幸会过郭鹤年,也看过他的书。”

“我可能不认同他所有的看法,但他是个爱国者、马来西亚商界旗帜与君子。”

郭鹤年反驳指控

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近日撰文指控,郭鹤年通过侄儿郭孔怀资助行动党倒国阵。

拉惹柏特拉被视为纳吉阵营的写手。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也有报道与跟进柏特拉的指控,甚至访问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并强调郭鹤年是因为国阵的政策及治理,才能致富。

首相纳吉24日指出,若非国阵政府,郭鹤年绝对不会成为糖王与米王。

翌日,旅游部长兼巫统最高理事纳兹里更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更挑战对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郭鹤年郭孔怀叔侄与行动党已先后驳斥有关指控。

首相办公室之后发文告,欢迎郭鹤年的澄清,但重申政府政策协助郭鹤年达致今日的成功。



巫统攻击郭鹤年,意在炒作反华人情绪?

发表于 2018年2月28日 下午3点51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8日 下午4点23分

富豪郭鹤年一瞬间成为巫统箭靶,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分析,巫统有意借着郭鹤年来炒作反华人情绪,以便应对来届大选。

“许多观察员说,郭鹤年面对种种指控,是国阵执政联盟的种族议程暗喻。此举意在大选前,在巫裔为主的国家挑起反华人情绪。”

报导指出,就在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发表指控后,数名纳吉亲信就接二连三攻击郭鹤年,但纳吉办公室随后欢迎郭鹤年的澄清,就为这项攻击划下休止符。

纳兹里攻击不寻常

报导引述马大政治副教授阿旺阿兹曼(Awang Azman Awang Pawi )点出,巫统攻击郭鹤年已损害国阵信誉,因此纳吉不得不叫停。

“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且可能威胁种族关系。”

报导也引述大马政治观察家兼新加坡南大拉惹勒南国际关系研究员拉沙阿(Rashaad Ali)指出,旅游部长纳兹里攻击郭鹤年,方式相当不寻常。

“他更像是乘机攻击行动党,挑起马来人恐惧华人治理国家。”

1993年,郭鹤年从媒体巨子梅铎的手中购入《南华早报》集团,后来在2016年3月脱售给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郭鹤年叔侄驳指控

拉惹柏特拉近日撰文指控,郭鹤年通过侄儿郭孔怀资助行动党倒国阵。

拉惹柏特拉被视为纳吉阵营的写手。巫统喉舌《马来西亚前锋报》也有报道与跟进柏特拉的指控,甚至访问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并强调郭鹤年是因为国阵的政策及治理,才能致富。

首相纳吉24日指出,若非国阵政府,郭鹤年绝对不会成为糖王与米王。

翌日,纳兹里更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更挑战对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郭鹤年郭孔怀叔侄与行动党已先后驳斥有关指控。

首相办公室之后发文告,欢迎郭鹤年的澄清,但重申政府政策协助郭鹤年达致今日的成功。



攻郭鹤年另有原因?吉祥质疑巫统索“捐款”被拒

发表于 2018年2月27日 上午10点33分     更新于 2018年2月27日 上午10点37分

巫统近日大肆攻击富豪郭鹤年,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今日质疑,巫统领袖可能是因为向郭鹤年索取“大选捐款”被拒,才猛烈攻击郭鹤年。

林吉祥在文告中形容,巫统对郭鹤年的攻击“没来由、毫无根据且恶毒”。

“我依然不解,巫统领袖为何要对郭鹤年大肆展开没来由、毫无根据且恶毒的攻击。”

“这就是为何我在甘榜拉惹的咖啡店座谈会上问到,郭鹤年所面对的连串攻击,是否源于一些巫统领袖要求郭鹤年为第14届大选捐款时被拒的经历。”

马华应要求巫统道歉

林吉祥指出,虽然马华已回应巫统攻击郭鹤年事件,但应该强烈要求巫统道歉,而不是仅发表措辞软弱和平淡的声明了事。

“这是因为郭鹤年遭遇的攻击已愈加激烈和恶毒,正如某名巫统部长辱骂郭鹤年,说他是‘娘娘腔’、‘母鸡’、‘没种的懦夫’,还挑战他返马上阵大选,甚至必须交出马来西亚公民权。”

林吉祥说,在巫统大肆攻击郭鹤年后,马华仅有疲软回应,如马华总秘书黄家泉指巫统部长无权要求郭鹤年交出公民权,还有一名马华的“小虾米”申诉巫统攻击郭鹤年不会利于马华或国阵,反而会让行动党得益。

他强调,马华高层领袖应该专注在是非对错,而不是谁将会从中获利或受害。

莫辜负马华创党先贤

他说,郭鹤年作为马华的捐助人及救济者,如今受到巫统领袖凶猛、没来由、无根据和恶毒的攻击,但马华只有疲软无力的回应,实在是马华领袖莫大耻辱。

“马华高层领袖难道忘了郭鹤年曾经在1986年在新加坡法院以天文数字的2000万令吉为时任马华总会长(陈群川)保释,还有拯救多个濒临失败的马华商业营运。

“或许,马华可以在来临星期天的创党69周年纪念大会上(马华是在69年前的今天,1949年2月27日创立)深思现今的马华如何辜负了创党先贤,比如陈祯禄和陈修信,还有马华的捐助人及救济者,如郭鹤年。”

争议部落客拉惹柏特拉最近通过所经营的《今日大马》,指控郭鹤年叔侄资助行动党倒国阵,而巫统宣传机关也随之起舞。

多名巫统领袖相继攻击郭鹤年,其中旅游部长兼巫统最高理事纳兹里更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 更挑战对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郭鹤年侄子郭孔怀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已严正反驳拉惹柏特拉指控。他强调未充当郭鹤年的中间人捐钱给行动党倒国阵。此外,行动党也已驳斥这项指控,并指这是蓄意挑起种族憎恨的假新闻。



光华日报

以假乱真扰江湖 以真戏假惊日月

26/02/201818:11

文:胡一刀

『郭鹤年有华人议程?最新阴谋论提到,郭老通过侄儿郭孔怀,成为行动党最大资助者,并牵线让更多华人大亨资助行动党和在野党,他们捐资50亿令吉支持倒纳行动,其中15亿充作给希联大选经费?』

江湖尔虞我诈,越接近大选越多搞作,有的以假乱真,有的以真戏假,阴谋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所谓打击假新闻,只怕得个讲字呗?

最新江湖戏码,又牵涉郭鹤年,而且扯上火箭。原来,网络第一号枪手RPK,声称糖王郭鹤年有华人议程,通过侄儿郭孔怀资助行动党推翻政府。

哦,大选朝野对峙,总有一方胜利,也有一方落败,若选民不满执政一方,而支持另一方推翻政府,何错之有?再说,商业大亨资助政党,有的支持执政党,有的愿意资助在野党,又有何错?

关键在,阴谋论扯上种族敏感,第一篇“郭鹤年要华人统治马来西亚”、第三篇“郭鹤年换政府的最后机会”,某些主流媒体和官爷马上迎风起舞。

阴谋论重点,指称郭老欲以“行动党主导的政府”取代巫统主导的政府,但要达成目的必须先掀起马来海啸,所以必须有马来人的面孔赢取民心。

阴谋论指出,郭老认为巫统分裂弱化对华人是好事云云,并指郭老的惯技如同丘光耀所谓的“以巫制巫”,所以早在1987年巫统党争,郭老便大力资助巫统B队(东姑拉沙里?);1998年巫统党争又资助对抗政府的一方(安华?);2014年巫统再分裂,郭老也马上伸出援手(马老爷?)

RPK论定,郭老相信马来西亚,甚至东南亚都是靠华人才站起来的,“所以应该由华人而非马来人统治马来西亚”。

咦,怎么越看越似曾相识?原来,2016年巫统大会,主轴之一便是渲染危机意识,阻吓马来人支持在野党(强调乃行动党主导)。如今看似更进一步,(如果马来人支持在野党)结果将由华人而非马来人统治马来西亚?

而要是华人治理呢?巫统大爷是曾经这样说的:“反马来人”、“反伊斯兰”、“危险的世俗理念”、“极端自由主义将抬头”。而且,马来人的权利和马来人的土著地位将消失殆尽云云。

招数用老了,还是要继续,阴谋论所谓的华人议程,是不是说明仍能牵动马来民众的种族情绪?

行动党老林、小林立时驳斥阴谋论。老林宣称从政以来,未曾直接或间接获得郭老一分钱;小林也称郭老从未资助行动党。兴许,行动党反应有些过敏,但毕竟三人成虎之说不可不防?

风波焦点人物之一,乃郭老侄儿郭孔怀,被指是联系行动党的中间人。郭孔怀年届84岁,经营一家娘惹餐厅。他有在脸书张贴一些客人的合照,包括与行动党林吉祥、林冠英、郭素沁、潘俭伟、黛安娜、再益等。

然而,这些合照却被视为与行动党关系密切。郭孔怀偶尔也在脸书吐露怨言,尤其不满当今政府,强调他会投选在野党,要把纳大人踢走云云。一句说完,其实这些反政府心声,在华人脸书世界相当普遍。

至劲爆是,RPK阴谋论提到,通过侄儿郭孔怀,郭老成为行动党最大资助者,并牵线让更多华人大亨资助行动党和在野党,“他们捐资50亿令吉支持倒纳行动,其中15亿提供给希联大选经费”。

哇哇哇,50亿?好了,郭老在回忆录里自爆,曾捐献大选资金予国阵和马华,但说郭老如此大手笔资助行动党和在野党,未免有点不可思议至极?而且,郭老企业既已移出马来西亚,何必大费周章捐助巨资推翻政府?

郭老曾协助创办大马国际船务、管理马新航空、拯救日本综合钢厂Malayawata,对国家没有功劳都有苦劳呀。兴许,在回忆录里说了几句真话,就让郭老莫名被摆上戏台?

还有还有,郭老数度帮助马华度过难关,包括在新加坡缴付2000万令吉保释总会长陈群川、出手救济曾经陷困的马化控股等。然而,这次郭老惨遭夹攻,却不见马华领袖声援?

故所谓“以假乱真扰江湖,以真戏假惊日月”?你以假乱真,我以真戏假?有时候,政治新闻要当作娱乐新闻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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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6 14:52:47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郭鹤年风波杀鸡儆猴,马哈迪问资助在野党犯法?

发表于 2018年3月5日 下午1点8分     更新于 2018年3月5日 下午1点11分

巫统挞伐富豪郭鹤年掀起热议,希盟总裁马哈迪质疑,联邦政府借着郭鹤年风波杀鸡儆猴,警告各界不要资助在野党;因此反问郭鹤年抵触哪一法律?

马哈迪今日在部落格撰文指称,以往巫统没有追击任何政党资助者,与现况有异。

“郭鹤年据称捐款给行动党,巫统看起来十分生气。”

“郭鹤年抵触哪一条法令?据我所知,任何人都可以资助任何政党。以前巫统从未批评任何政党资助者,但现在只规定(资助者)协助巫统和国阵,你可以在选举使用盗款,但对手不能接收捐款。”

滥用公权断绝粮草

马哈迪重申,巫统及首相纳吉动用内陆税收局及反贪会等政府机制来威胁在野党资助者,进而断绝在野党粮草。

“他们被迫缴纳额外所得税,而这是法律所不许。尽管没证据,但当局还是提控他们洗黑钱,当局搜查他们的产业、充公账簿及护照。”

他话锋一转,重挑一马公司案及26亿门。

“不过,当局没调查一马公司舞弊案,以及首相纳吉据称从捐款者所获的26亿令吉,而他没有入罪,反而总检察长宣称纳吉没犯错。”

“现在巫统在全国各地举办博览会,其中屋子及电单车成为幸运抽奖奖品。大选来临前,这些分派奖品活动是贿赂,但反贪会及警方没有开档调查。”

“人民及选民必须知晓,这笔钱和礼物并非来自巫统或纳吉。证据显示,这笔钱来自一马公司盗款和公款。政府削减部门及行政拨款,来贿赂选民。”

滥用公款贿赂人民

马哈迪强调,人民缴纳消费税等给政府,但巫统及国阵滥用民脂民膏来贿赂人民,乃是一大骗局。

“人民可以拿回纳吉和巫统滥用的金钱,但不要投给国阵。当政府还给我们税款时,为何我们要欠政府恩情?”

巫统随柏特拉起舞

拉惹柏特拉是一名极具争议的部落客,他最近通过所经营的《今日大马》,指控郭鹤年叔侄资助行动党倒国阵,而巫统宣传机关也随之起舞。

巫统最高理事达祖丁警告郭鹤年不要忘本,而旅游部长纳兹里更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 更挑战对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郭鹤年办公室已开腔回应,否认郭鹤年资助政党和媒体,意图推翻国阵政府,更斥责《今日大马》诽谤,强调保留起诉对方的权利。

行动党也驳斥《今日大马》指控,直斥此乃蓄意挑起种族憎恨的假新闻。



在野党得利于郭鹤年风波,惟过度炒作或反效果

发表于 2018年3月4日 下午12点43分     更新于 2018年3月4日 下午1点6分

具争议的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对大马富豪郭鹤年的挞伐,引爆华社大反弹,而朝野政党甚至国阵内部也爆发激烈攻防。

槟城研究院研究员黄进发表示,巫统围攻郭鹤年损人而不利己,至少把3%到5%的华人票推送给在野党。

不过他提醒,任何政党若过度从华人角度炒作,或会弄巧反拙,引发马来选民的反弹,进而在大选时投票维护巫统。

黄进发说明,尽管郭鹤年和大马华社关系不太密切,但巫统领袖对郭鹤年的围攻,却挑起了华人的情绪。

“旧日辛酸再涌上来”

“你(华人)在郭鹤年身上看到的所有,感同身受,过去几十年的辛酸涌了上来,然后回来投票。”

他补充,这种“不爽”的情绪足以驱动许多的华裔出来投票,反对他所讨厌的政党,而巫统算是无意中犯下一次政治失误。

黄进发认为,巫统围攻郭鹤年乃“擦枪走火”事件,不是刻意安排的结果,只是后续的发酵超乎想象。

他昨天在假隆雪华堂举行的“选前选后,我国未来路在何方?”讲座上受询时,发表上述的看法。

除了黄进发之外,其他受邀主讲嘉宾还有政治学者潘永强,及行动党居銮国会议员刘镇东,主持人是隆雪华青理事谢光亮。现场观众约有100人。

讲座之前,是政改研究所执行总监王维兴新书《国会的最后一哩路》的推介礼。

纳吉发言未思考后果

另外,刘镇东也抱持同样的看法,直言郭鹤年事件乃“没有底稿”的突发意外。

“这事件从马来政治操作来看,对巫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可是纳吉跳进来讲,所以后面的部长才跟进开炮。”

他补充,纳吉对郭鹤年的批评,犹如他的“只吃藜麦”言论一样,只是脱口而出之言,未思考后续冲击。

否认拉惹柏特拉指控

刘镇东也不忘驳斥拉惹柏特拉的指控,即行动党获得郭鹤年金援,并强调此乃巫统一贯攻击行动党的伎俩。

“大家应该知道,巫统过去十年在马来社会都诬蔑行动党是共产党,行动党是新加坡派来的,过去一年多更是诬蔑行动党,收了以色列的钱。”

“我觉得此事不会对马来选票有任何影响,行动党都被指拿以色列的钱,如果拿另一个华商的钱,有什么分别?当然,行动党并没有拿以色列和郭鹤年的钱。”

政商同盟矛盾公开化

政治评论人潘永强则分析说,郭鹤年风波也反映大马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即政商同盟矛盾公开化。

“威权政体的晚期或接近崩溃时候,最担心的什么事情?包括他过去的同盟和他的决裂或背叛,这些盟友包括军队,重要的官僚和受这个政权保护,栽培的资本家。”

他也猜测,郭鹤年不久前出版回忆录,而当中对巫统颇有批评,或触怒了巫统,而纳吉因此想要借机下马威,同时警告其他企业家或财团勿轻举妄动。

不过,潘永强不排除,郭鹤年或是因为近期没有大方拿出政治捐款,才会惹祸上身。

他也点出,虽然郭鹤年鲜少支持大马华社活动,但纳吉抨击郭鹤年一举,除了会引起许多中小企业家不满,同时也会影响柔佛华人的选票。

“尽管郭鹤年过去和马来西亚华社的关系不是很紧密,但他还是会透过他的家族,比如郭鹤尧,在柔佛,在新山还是和一些华团有关系,往来和一些小额捐款。”



拉菲达赞郭鹤年道德崇高,要孩子向他学习

发表于 2018年3月4日 下午5点55分     更新于 2018年3月4日 晚上6点6分

大马富豪郭鹤年上个月底遭遇巫统宣传机器和领袖的围攻,背负各种骂名,前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拉菲达今天为郭鹤年叫屈。

她透露,郭鹤年道德崇高,她甚至请他与孩子讲述何为道德。

拉菲达过去领导巫统妇女祖主席10年之久,素有“铁娘子”之称。她今日在面子书上发文写道,她与郭鹤年相识近40年之久。

“自1980年代初,我就认识郭鹤年。我常与他讨论诚信、诚实与道德。”

“在我眼中的郭鹤年,其原则与价值,值得年轻一代学习。”

“在我孩子年纪较轻的时候,我甚至要求郭鹤年和他们谈论什么是道德。”

以抹黑谋取政治资本

拉菲达说,大选将至,但任何人不应籍此分裂社会,以抹黑他人,为己谋取政治资本。

“拜托, 这个国家已陷入盗贼统治课题的噩梦,勿用恶心与具破坏的手段来转移人们视线。”

她指出,企业家的投资对国家经济贡献良多。

“政府从他们身上征税,以填补国库。”

具争议的部落客拉惹柏特拉之前撰文,指控郭鹤年叔侄资助行动党倒国阵,而巫统宣传机关和高层领袖也随之起舞,其中纳兹里不客气地斥责郭鹤年为“反咬主子的狗”,更挑战交出公民权,此生勿再返马,否则只在国外当“没种懦夫”。

不过,郭鹤年于2月26日否认资助政党和媒体,意图推翻国阵政府,也驳斥忘恩负义的指控。



光华日报

吉州土生华人多重认同,巫泰涵化又称福建暹

发表于 2018年3月1日 下午3点27分     更新于 2018年3月1日 下午3点37分

陈耀泉指出,吉兰丹州巴西巴力(Pasir Parit)土生华人,同时受到马来文化和泰国文化的多重影响,导致他们也被称为福建暹(Hokkien Siam),而形成有趣的身份认同。

他说,当地土生华人和其他族群交流频繁,而接受了部分的外来文化,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陈耀泉是前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兼高级讲师。

他是出席华社研究中心于2月25日(星期日)举办的学术沙龙,“吉兰丹巴西巴力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中发表上述演讲,该讲座由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祝家丰主持。

他说明,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当地土生华人生活在比较封闭的社会,和鲜少和主流华人接触。

和其他族群交流频繁而接受了部分的外来文化,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

深受巫泰影响

陈耀泉续指出,虽然大马华巫关系在1970年底后相继恶化,但巴西巴力的华巫关系至今仍相处良好。

他认为,当地土生华人逐渐涵化,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特征的糅合程度。

他指出,巴西巴力土生华人无论是住宅、服饰、习俗等,仍保留着传统的华巫泰文化,即便日常衣着已随着时代出现变化,却不影响他们的涵化成分。

他说,至于饮食文化,他们也深受马来和泰式所影响,用餐时习惯以手抓饭。他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以马来食物为主,节庆中所准备的祭拜食物,却是以猪肉为主的传统料理。

保留传统艺术

陈耀泉表示,传统游戏和艺术在当地土生华人社群亦获得保留和推广。

他举例,著名吉兰丹皮影戏(Wayang Kulit Kelantan)的师傅杨福成(Eyo Hock Seng)便是巴西巴力的村民,不仅获奖无数,而且享名国际。

他也指杨福成也是一名出色的吉兰丹传统戏曲表演者,表演戏曲包括Dikir Barat、Main Puteri等。

信仰强化认同

陈耀泉认为,巴西巴力土生华人的信仰,是增强华人身份认同的因素。

他解释,他们在家里祭拜祖先和庆祝华人节庆,和信奉泰国佛教,唯独不谙华语,是当地华人的遗憾。

他指出,年轻一辈已透过华小学习中文,不过,年长一辈并无学习华语的意愿或习惯,在家中仍以掺杂吉兰丹马来方言和泰语的福建话沟通。

他总结,巴西巴力土生华人有他们协调不同文化的方式,以确保不同文化得以共存,或得以各别呈现。

戊戌年新春聚餐

这项活动是由华社研究中心所主办,主要是为陈耀泉博士举办荣誉研究员授聘仪式,同时举行学术沙龙和戊戌年新春聚餐,出席人数约50人。

华研董事主席赵燊儒律师在新年致词中表示,华研目前有两位荣誉研究员,即华研前任研究员李业霖,以及大马著名马来语文学和翻译研究者杨贵谊。

他表示,华研授予两位先生荣誉研究员一职,以表扬他们对大马和华人研究的贡献。

他指出,陈耀泉博士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教育政策分析、少数族群教育、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等。

他说,希望双方接下来能展开一些合作项目,协助华研推动相关的学术交流和活动,提升华研的学术地位。



对大山脚的反思: 一个给大马的政治启示

5/03/201818:08

文:沈志强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愚公移山》深深吸引了我。故事中描述了愚公坚持不懈的挖山,最终感动上帝移走大山。而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传奇故事,那就是我家乡大山脚的发迹史。

据说,华人先贤在200年前来到大山脚山区地带开垦种植,并每天把收成带到山脚下售卖。由于该地是一个凹地,因此这些农夫便把山上的石头放在篮子内带到该处填补。

而先贤愚公移山式的坚持,竟将凹地给填平。居民随后更集资在当地盖了一间福德正神庙,此后更成为大山脚华社的支柱。大山脚先贤们这种愚公移山式的坚毅精神,就算时至今日也可在后人身上得见。

在大山脚成长对我而言是个祝福,虽然这只是一个小镇,但却总是启发我们对远大梦想的想象。因此我想分享五个大山脚给予马来西亚政治的启发:

启发一:我们不需要在民族身份与国籍之间取舍

大山脚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文化的丰富程度。除了福德正神庙,我们还有著名的五大乡团及大大小小的社团与神庙,除了联谊活动外,他们也肩负文化传承的重任。由此可见文化身份对于大山脚人的重要性。

因此,对我们而言,“你究竟是大马人为先?还是华人或马来人或基督徒为先?”这样的问题是难以理解的。

这就好比你问我们,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比较重要,这一点都不合理。事实上,每一个身体部位加总起来才是一个整体。

先贤们当初便创造了一个就算身为华人或马来人,但同时身为大马公民也“没问题”,一个让所有国民可维持本身多元身份,具有独特个性的多彩国度。

这是史无前例,但却是先贤昂首挺胸选择的道路。

启发二: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没人应该“滚回中国”

大山脚五大乡团中除了威省客家公会,其他社团都在我国独立前就已经存在。其中历史最久远的威省广惠肇会馆更是有123年历史。

而在大马人民彼此共同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后,才叫人“滚回中国、印度或印尼”都是荒谬的。

事实上,许多大马人在这块土地上的根,都要比许多大山脚的社团扎得更深,而不是所谓的英国人突然引进“外来民族”才打乱了本地人的生活。

早在马来半岛古王朝时期,就已有大量各国商人、大使、僧人及学者在这片土地上频密交流往返。因异族通婚而产生的新社群,如华巫混血的峇峇娘惹或巫印混血的爪伊土生社群,都是马来半岛上族群长久交流的证明。

启示三:政治人物不比政治来得重要

我曾出席福德正神庙的祈福仪式,该仪式由理事会领导人主持,而各政党都派代表出席。但我当时的感觉却是,政治人物并非是主角,社区领导人才是整个仪式的主导者,而这也是为什么福德正神向来被誉为“属于大山脚华社”的原因。

话虽如此,大山脚居民可是对政治相当敏锐,且会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事实上,政治课题及政府政策经常是地方社团领袖致辞时所强调的重点。

但我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并不完全依赖政治人物,甚至是政府。我们不仅不会屈服于这些权力,而是反过来让政治人物与政府依赖民众,而这也是大山脚社区从来没有屈服于掌权者威迫利诱的原因。

学者诺尼尼曾在1978年的观察中表示,国家及州政府以取消服务系统化惩罚投票给反对阵线的人民。但这样的做法却无阻大山脚居民在1978年一直到1995年期间,都票投反对党国会议员,并在1999年之后再次票投反对党至今。

启示四:我们必须自立互助,而非靠政府

如前述提及的,政府可透过取消市政局服务、抽断拨款命脉等方式来换取人民的忠诚。但大山脚人民不吃这一套,民主就是应该赋权于民,而非政治人物。

在2016年的时候,大山脚透过“参与式预算”让超过3000名居民投票决定地方发展基金该如何使用。最后,峇冬丁宜新村成功获得该笔款项来安装闭路电视及提升村内设施。

此外,大部分大山脚社团都会参与不同形式的公益活动,因此大山脚人有句话长挂嘴边,那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就在去年11月发生的大水灾一样,许多社团都挺身而出,不分昼夜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启示五:教育是关键

教育对大山脚而言非常重要。福德正神庙为了“培育人才以撇除粗俗文化,使人正直有礼”而在1895年成立大山脚义学堂。学堂自此屹立不倒,成为如今著名的日新独中的前身。

此外,几乎所有大山脚中元晚宴均会为大山脚其中一间学校筹款。各社团也有各自的奖学金和其他教育补助金计划。我们心里清楚,只有透过教育我们才有办法培育出行为良好及优秀价值观的人才。

我国教育水平如今已在各大国际评级排名中大幅度下滑,可见贪污及腐败治理影响的不只是“经济”层面,而是从深入至生活中的各个层面。

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腐败治理导致腐败教育,而腐败教育又遭致腐败治理。

真正改革不应只是政治阵营的改变,而是从制度上的改革,其中包括我们的教育体系。那或许我们就有可能达成大山脚先贤们教育英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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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3-26 14:43:15 | 显示全部楼层
诗华日报

华人贡献不容抹煞 阿都拉曼达兰:郭鹤年是大马标志性人物

2018年3月8日

(亚庇八日讯)首相署部长拿督阿督拉曼达兰表示,华人对国家和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被否认的,抹煞华人的努力并不恰当。

他以日前发生的「郭鹤年风波」为例,表示郭鹤年不只是华人的标志性人物,更是马来西亚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名部长,他了解郭鹤年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更不会轻易就抹煞郭鹤年的贡献。

「我们应该以国家发展为先,不应该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课题一直争论。首相日夜不停工作,也是为了确保国家和经济发展。让我们放下一些无谓的争论,全面配合首相的政策发展国家,才是明智之举。」

拿督阿督拉曼达兰是于今早,出席孟加达善牧小学的新春庆典,致词时这么表示。他说,他本身非常了解华裔在经济上的才华,因为他身边有许多华裔朋友,都是成功的商人。

他也呼吁华人们持续支持政府,因为只有政治稳定,才能确保华裔的经商才华有更多发挥的机会。如果华裔愿意支持政府并与政府配合,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上绝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达兰在活动上,也宣布政府将拨出290万令吉予善牧小学,作为善牧新校舍的建筑经费,获得了现场董、家、教、学生及家长的如雷掌声。



光华日报

华人志在反对,拒绝“糠麸”

13/03/201818:05

文:亦鸣

伊斯兰党把国阵政府施予人民的各种好处视为人民接受政府的糠麸(DEDAK),而华人则视这些所谓的糠麸为理所当然的事。华人认为既是纳税人,政府给予人民的各种福利是人民的钱,即使接受了政府的糠麸,在大选时依然把票投给了反对党。华人认为支持反对党,可以改朝换代,华人的命运可能会获得改变,不须再看巫统的脸色。

许多人认为华裔年轻人必定是支持反对党的,可是又不尽然。有些年轻人反过来劝导父母勿支持反对党,因为他们获得政府的赞助,才能完成学业。尤其那些获得JPA奖学金的学生,具有感恩的心,觉得政府给予他们资助,使他们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纳吉政府把教育开放,并成立高教基金,协助贫穷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

许多杰出的学生获得提供MONASH大学的BURSARY教育计划,使许多优异的华裔子弟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由于华裔在两届大选都倾向支持反对党,这项对华裔相当有利的教育培训计划,变成胎死腹中。虽然如此,政府还是让许多具有优异成绩的华裔学生在本国接受上述教育培训,将来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反对党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只照顾一小部分的人,不值得大事赞扬。这些是华社的精英分子,他们原本可以到外国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培训,由于政治因素,让他们失去了赴外国深造的机会。

最近遇到朋友,在谈论华裔拥有倾向支持反对党的动向,这位朋友的孩子也是接受政府恩惠者之一。他在两届大选原本有支持反对党的情意结,可是由于觉得政府为他的孩子培育英才,决定下一届就各投一票,以示公平。华裔对政府不断地要求给予华社更多的优惠,可是又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感到不满意,并对政府内的一些巫统部长感到很反感,于是在心里产生了政治选择的一种挣扎。

在教育领域,政府也批准增建华小,让许多面临关闭的华小获得搬迁,并拨款资助华校,是比敦马时代更具开放。由于槟城制度化拨款让槟城人觉得这个制度比较吸引人,况且槟州政府也资助独中教育,中央政府即使如何提升华小的优惠,都没有使槟城人觉得政府的诚意。其实,中央政府的拨款制度也是有它的优势,有些需要大笔款项来发展学校,槟州制度化拨款就难以让这些学校进行他们的发展计划。由于行动党政府比较善于搞政治,中央政府很难说服槟城人民,并把票投给槟州国阵。

除了教育领域,纳吉政府在各项拨款都有协助各阶层的华人,并对华商给予经济上的协助。纳吉政府比较倾向中国,所以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商机。有土权领袖及敦马质疑纳吉的倾向中国政策,并指这样将会出卖国家主权,都是无稽之谈。他们不断提出中国人来大马之后,造成华人更加产生优势,对马来人产生威胁。由于华人已情绪化,对于反对党所说的话都样样接收,对华人来说是很具有危险性的。

虽然有小部分的华人对国阵政府具有善意,但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反对党。如今反对党所推出的竞选宣言,提出百日新政落实10大承诺,可能样样都让国阵步步惊心。尤其承认统考文凭,巫统将面对压力,巫统也很担心马来人因为政府承认统考而被马来人所抛弃。敦马时代是最拒绝承认统考,如今被逼把承认统考作为大学宣言,他也可能获得更多华人支持,但却被马来人所拒绝。

反对党为了赢取大选,做出许多承诺,华裔还是必须谨慎,毕竟承诺不一定须要被实践的。华人在政治上看来好像很威风,但许多华人开始也怀疑,我们好像因为坚持支持反对党,失去了很多华社所应得的利益。尤其是巫统屹立不倒,继续成为政治的主导,华裔可就要因为太倾向支持反对党而须要付出更多。许多华裔领了BRIM一马援助金,最终还是拒绝国阵的糠麸,再次投选反对党。



当今大马

港大的陆佑铜像:寻访香港与马来亚的历史联系

发表于 2018年3月16日下午1点02分  |  更新于 2018年3月16日下午3点23分

香港大学是亚洲首屈一指的顶尖大学,1956年的秋天,香港大学古朴典雅的本部大楼里学者政要云集,大家在此出席一尊华人铜像的揭幕仪式,以纪念这位先贤对大学所作出的贡献。

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也是座上嘉宾,他受邀为这尊华人铜像揭幕。这尊铜像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马来亚矿家陆佑(1846-1917)。几个月前,港大校方也将本部大楼内新修好的大礼堂(Grand Hall)以陆佑命名,称为陆佑堂(Loke Yew Hall)。

陆佑这位远在马来亚的矿家究竟与香港有何关系?他为何为香港大学所纪念,以致“陆佑像”和“陆佑堂”成为港大深具代表的地标。

拿律养成的矿家

陆佑祖籍鹤山,13岁(1858年)便南来新加坡打拼,经过几年的拚搏,约17岁时便成为兴隆号杂货店的东主。这时拿律正好处于锡矿大开发时期,或许是人际关系的介绍,他在21岁时便将生意交由经理打理,之后便北上拿律寻求发展。

早年的拿律派系分明,陆佑初到拿律之时(约1867年),当地才刚发生两次严重械斗事件。年轻的陆佑在当地跟随贸易商陈畊全和新加坡义兴背景的福建籍头家吴秀水学习打理业务,担任行扛,因此有机会习得
各种经商之道。从陆佑的籍贯以及所跟从的头家矿主,相信他属于义兴阵营。在第三次拿律战争期间,据传他也尽忠职守,为义兴阵营提供稳定的粮食供应。

陆佑在拿律学矿并累积一定的经验和资金之后,便开始与人合资开办矿场。他的关系不仅限于义兴内部,在拿律战争结束之后的英治初期(1876年),他也与大伯公会(建德堂)大哥邱天德在甘文丁合作开办矿场。与邱天德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反映陆佑当时已经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具有实力的矿主。

陆佑前后在拿律待了大约15年,这段期间也正是他的青壮时期,因此在拿律这段时间的历练,对他未来作为矿家的养成十分重要。

首富之路:锡矿与饷码

拿律战争之后,随着马来半岛的马来封地界线逐渐打破,大部分地区被纳为英国属地,陆佑也在1880年代开始往近打地区发展。此外,他也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中马一带,他在雪兰莪的、万挠、沙登、新街场、双文丹,彭亨的文冬、关丹,森美兰等地都拥有锡矿场,成为闻名全马的锡矿大王。

除了锡矿之外,另一个让陆佑晋升马来亚首富的关键是饷码承包(revenue farming)。饷码是税收承包制度,针对一些需求量大的商业领域,特别是将今天被认为是“捞偏门”的行业,例如鸦片、酒、赌、当、妓院等产业设定为专利,将其经营权承包给具有很强社会控制能力的富商。

在那个时代,饷码税也是殖民政府最重要的税收入来源。陆佑在1880年代也陆续获得霹雳、雪兰莪、彭亨的总饷码承包权(General Farm),透过矿区控制与饷码承包这把双刃剑统揽殖民地所有最赚钱的行业,进而成为马来联邦其中一位最富裕的华商。

政治关系的经营

事业版图的发展往往与统治阶层关系的经营相辅相成,根据学者John Butcher指出,陆佑在承包饷码的同时,也经常会以对地方输捐作为回馈,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各种基础建设,使得地方政府能向中央交出漂亮的政绩。

例如他曾捐献大笔资金从事文冬道路的建设,因此获得彭亨参政司的信赖。他在投资雪兰莪万挠矿业时,也同时在当地建设道路。1893年,他也响应雪兰莪参政司的号召,共同建立吉隆坡的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Institution),就连当地主要提供印度人就读的英校Methodist Boy’s School成立时,他亦有捐献,成为创校人之一。

陆佑的热心公益使他深受统治者的信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瑞天咸更赞誉陆佑是他见过最富进取心(enterprising)的华人。综观陆佑所捐献的地区,都是他资本利益分布之处,足见投资与奉献两者的密切关系。

从南洋到香港:饷码最后的黄金岁月

1900年代,陆佑在马来亚已累积雄厚资金与丰富饷码经验,开始将触角伸至香港。他于1905年注资香港,协助一家面临亏损的鸦片饷码税公司。1906年开始,他才以个人名义从港英政府手中获得香港鸦片饷码权,此举可说是陆佑与香港产生连结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陆佑虽然承包香港的鸦片饷码,但他在当地华人社会里头似乎并不活跃,在一些重要庙宇或是主要华人公共组织(如东华三院)都未见到他的名字,有别于他在马来亚基层社会的运作模式(赚钱、投入华人社会、担任各地华人组织的领袖)。由此也凸显他在香港的发展主要仰赖的还是雄厚的资金以及与政府的关系,在港的“群众基础”反而不是他所重视的。

抵制鸦片声四起

另一方面,正当陆佑控制香港鸦片饷码的同时,清帝国各地(包括与香港关系密切的广东)、日治台湾、美属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华人社会也开始对吸食鸦片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有所醒觉。1906年,在马来亚各主要大城,如新加坡、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地陆续成立反鸦片会(anti-opium society),他们迅速串联,同时向殖民政府施压封禁鸦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随后,香港政府在压力下也正计划逐步取消鸦片饷码制度。

在一片抵制鸦片的声浪中,作为当时香港“鸦片大王”的陆佑自然也成为社会上批判的目标。在1908年,社会上也开始有传言指陆佑这位鸦片既得利益者威胁(threatened)香港政府,表示一旦禁止鸦片,就必须赔偿其饷码损失。

面对舆论的批评,陆佑特地透过报章访问以及香港的律师发表声明以驳斥相关传言,表示自己也乐于见到政府逐步封禁鸦片,并表明他不会要求任何的补偿。值得注意的是,此一争议发生之后,我们就无法得知陆佑是否还有承包香港鸦片饷码,而该地鸦片饷码制度也在1914年正式终止。

陆佑与香港大学

陆佑承包香港鸦片饷码期间(1905-1908),除了遇上日益高涨的反鸦片意识之外,也遇上了香港大学的筹建。卢吉(Frederick Lugard)在1907年接任港督之后,便开始着手筹划建设香港大学,陆佑也曾在港大开办后捐献了5万元。

港大现今虽然是一所财政丰厚的顶尖大学,但她在草创初期却维持不易,该校在1911年开幕之后的三年就面临连续的亏损,到了1915年(香港鸦片饷码制度终止的隔年)甚至出现存续危机。就在此时,陆佑向港大提供了50万元港币分20年摊还的免息贷款,顿时令港大渡过了倒闭危机。50万元对于当时的香港而言是一笔天文数字,因为香港的首富何东在当年的捐献也仅是10万元。而在港大建校前夕,从整个广州所筹措的捐款,也仅13万余元,因此陆佑的这笔款项贡献甚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陆佑帮助港大渡过难关的同一年,他也获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CMG)。隔年(1916年),港大举办了第一届大学毕业典礼,陆佑亦获颁了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就此成了港大的第一届“毕业生”,但他当时并未出席典礼。该年与陆佑同梯的名誉法学博士还有许多马来亚一带的熟悉面孔,包括张弼士、张耀轩以及伍连德。

陆佑的捐款或许出自其一贯对教育的重视,以及与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回馈社会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在社会上一片对于鸦片的道德挞伐声浪当中,鸦片商对于社会公益的输捐,确实有助于让社会淡忘其负面形象。

马来亚学子与香港大学

陆佑的这50万元免息贷款并非没有条件,根据《香港大学校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一书作者Mellor的记载,陆佑要求港大日后必须保留4个奖学金名额,供来自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的清寒学子前来升学作为附带条件,此举也开启了港大与马新地区许多华人子弟的联系,本区也成为港大在香港本土以外,校友会规模最大的地区。

虽然陆佑奖学金主要提供马来亚清寒子弟作为升学奖助,但是在那个年代有能力升读大学的人,其家庭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多来自本地大家族的子女取得陆佑奖学金负笈香港。其中也包含了槟城大伯公会领袖邱天德的族人,例如电学专科毕业的邱崑发和工科专业毕业的邱义利,他们的毕业庆功匾额(“学究雷车”、“业满成功”)至今仍高挂在槟城龙山堂邱公司的祠堂当中。港大在1916年才有首批毕业生,而两人分别在1921年(民国十年)以及1924年(民国十三年)毕业,可算是港大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了。

除了邱公司之外,一些马来亚头家及矿家的子女也拿这笔奖学金前往香港升造,例如在1936年,银行买办与戏院东主Foo Win Poe的长子Foo Yeow San,以及万里望矿家刘发荣的公子刘维汉,刘维汉也是后来的怡保市长以及霹雳州马华公会主席。该奖学金至今仍然存在。

铜像制作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知陆佑与香港大学的渊源。到了1950年代,港大已经茁壮成长,成为本区域首屈一指的大学。1955前后,为了念陆佑的贡献,港大校方特地到马来亚征集陆佑的照片,以便为他制作铜像。后来校方选择了其子陆运涛私藏的父亲近照,于是便送往伦敦,由著名雕塑家Pilkington Jackson操刀。

这张照片是晚年陆佑的站立照,他身穿唐装身披袍子,左手拿着帽子,背景却是热带的椰林,该照很可能是1916年港大校长义律爵士(Sir Charles Eliot)到吉隆坡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予陆佑时所拍摄,因此他身上的可能就是博士袍和博士帽。雕塑家根据此照片配合自己的巧思,所雕塑出来的陆佑铜像也添加了原照片所没有的骑士勋章。

港大这尊陆佑像与吉隆坡陆佑墓上由英国雕塑家Frederick John Wilcoxson于1926年所雕塑的铜像大致相同,都有雕上勋章,惟墓上的铜像为全身像,手持的方向也有所不同。

香港与马来亚距离虽远,但是因为共同的殖民体系而有密切互动往来的契机。从陆佑在拿律的养成,马来联邦的发迹,到香港承包鸦片饷码、港大财政危机的解决,一直到港大陆佑像的设立,都揭示了同一殖民体系的地方之间密切的资本流动、知识流动,以及社会上密切网络关系。

也因为这层关系,使得香港在某个时代上而言,会被归类为南洋或东南亚的北缘,为南洋华人社会的其中一部分。这个过程也使得我们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经常容易见到一些马新地区的元素,这种特色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较少见到的。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东吴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大山脚华侨革命运动始末

发表于 2018年3月23日中午11点52分  |  更新于 2018年3月23日下午1点07分

张少宽的《孙中山与庇能会议》强调庇能会议在民国建立史的关键与重要性,为槟榔屿华侨在孙中山革命事业找回一席位置。当年毁家纾难反遭世人遗弃蓬蒿的吴世荣,终能矗立于孙中山邻边(今槟城孙中山先生博物馆前的雕像),留名青史。

直接与孙中山共同策划革命事业的槟榔屿革命党人尚不获重视,马、新地区大大小小的同盟会、阅书报社和中华革命党更无人垂问。在槟榔屿对岸过港一小埠的大山脚是其一。

大山脚日新学校由阅书报社和福德正神会于民国七年(1918)共同筹建。后者从日新学校创校至今,对学校捐资有加,为我们所熟悉;对于今日已不可考的阅书报社,我们却知道得很少。今华社共襄该校百周年建校纪念,对振臂一呼提议改制新学的先贤依旧无所认知。

下文略为叙述大山脚革命活动始末及其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冀能为槟榔屿华侨革命史再添风采。

大山脚设同盟会

大山脚革命活动,首由朱步云(1863-1947,又名沼初,字崇阶)和卢炳勳(字柳堂)二人发起。此事记载于《南洋名人集传•卢炳勳》,卢炳勳原在大山脚设帐授徒,会辛亥前数年,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同志到庇能演说革命,闻之甚喜,于是与朱步云及诸同志组织同盟会机关于大山脚。

据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孙中山来槟五次,槟榔屿同盟会成立的时间,当在孙中山第二次抵槟时,即1906年。那一年,亦是孙中山偕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借平章会馆开演说大会之时。大山脚同盟会的组织,或与槟榔屿同步。

朱步云为大山脚同盟会盟主,前后所募军需,不下百万。《南洋名人集传•朱步云》称他“平生满腔热血,惟在除清复汉,建设五族共同政体。”尤可敬者,当中央革命党索粮电报一到,适逢朱步云儿子逝世未葬,他毅然前往机关召集紧急会议,众人以为无情,他言道:“国重于家,子死私事耳,吾不敢以私废公。”

朱步云葬在大山脚圣安纳教堂坟场,其邻边为儿子成章之墓,逝世于民国四年(1915)。朱步云紧急汇款捐资军队事,或发生在该年。

继而设阅书报社

阅书报社继同盟会而成立,约于1908至1911年间。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指出大山脚华侨书报社以林世安(1864-1915)为首,《南洋名人集传》未提及林世安曾活跃于大山脚,亦未能有其他史料佐证,今暂存疑。

据日新学校校史,大山脚阅书报社在今建造行会址。

据日新中学〈本校史略〉,民国四年(1915),该埠阅书报社诸君子,因感私塾办理不善,乃决议创办学校,附设于阅书报社内。 一年后,书报社停顿,学校亦告停办。诸先贤唯恐华侨学子就学无门,于是与福德正神会理事协商,改制新学。

当时,大山脚仅有福德正神会开办的义学堂。朱步云和卢炳勋曾在埠中自设讲帐教学,为响应孙中山教育改革的推动,众人合力建立一所稍有规模的新式学校,取名日新,开办初期即有八十余名学生。

大山脚阅书报社成员,从左至右为朱步云、卢乙良、沈永蔗、叶栖榴。

学校采国语传授

义学堂转为新式学校,由方言教学改为国语传授, 遭致部分人反对,几经商议,终在1918年3月2日开学,以原有的义学堂为校址(福德正神庙对面的巴刹街)。创办费首要由阅书报社筹二千元,福德正神会捐一千元。

众人推举朱步云为总理,何翼仁副之,参与办学的阅书报社成员另有张天宠、洪恭顶、梁安清、吴锡照、沈永蔗、叶栖榴、黄诚、陈璧如、卢乙良、许连聚,其中六人在林博爱主编《南洋名人集传》有传。

阅书报社诸君,于大山脚宗教、经济、教育事业各领风骚。朱步云在弱冠之年南来大山脚,参与圣安纳教堂的建设,会友推为义务会长。他担任学校书报社董事十余年,孙中山及诸官吏皆赠徽章旌义状以嘉奖其贡献。今在朱步云后人提供的肖像,可见佩戴国民党徽章及勋章。

卢炳勋参与建设日新公立学校的同年,在三巴央与当地闻商开办新民学校,赠出店宇一间,作永远校舍。卢乙良(号耀南,1874-1935)十九世纪末参与打锡肚天主教堂的建设,又于1923年与马打寮闻商创办启新学校,借出椰林别墅作为临时校舍。

日新公立学校,为学校早年教员黄秦光所绘。由于没有校舍照片存留,此图成为唯一可供参考的图样。

引领大山脚经济

此些成员,不仅献身于革命和教育事业,亦引领大山脚经济起步。举例而言,卢乙良响应英殖民政府号召,起头带动大山脚橡胶树的种植,眼光独到。其他成员亦追随卢乙良的脚步,如卢炳勳置树胶园五百余亩、朱步云置树胶园计二百亩、张天宠和沈永蔗均有树胶园数百亩。

大山脚橡胶的种植,从1906年的4,009英亩,上升至1939年的68,946英亩,继而带来铁道的建设与学校的开办。除了橡胶种植,众人亦从事锡矿和商业,如叶栖榴经营什货贸易,吴锡照经营启汇源金铺。

阅书报社诸人得以在大山脚迅速崛起,甚而在1906至1927年取代当地具有声望的福德正神会理事,与其革命背景、教育和经济事业有关。据民国十六年(1927)筹办日新学校捐款芳名录,依旧以众人为首。

1927年后,大山脚阅书报社似乎不比早期活跃。直至1930年12月30日,该埠倡议开办华侨女学,由福德正神会领导,已不见阅书报社的身影。

民国十六年筹办日新学校捐款芳名录碑。

日新学校宣传革命

另需一提的是,“日新”取名由首任校长杨自修提议。杨自修曾在广东大浦一所名为“罗氏日新初等小学”担任教员与代理校长。阅书报社同仁亦觉“日新”二字与孙中山“逸仙”读音同,众人一拍即合。后来遂衍生“日新”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的说法。

阅书报社成立的日新公立学校,更成为宣传革命、讨论共和和基地。如《新国民日报》1921年5月23日“庆祝声中之大山脚”报导所描绘,小学生围绕在庆祝孙中山上任大总统的的氛围,纷纷叙说孙中山功勋。当天的演讲活动还包括:

(一)总理朱步云演述孙先生历史;
(二)董事叶藤仁叙述孙先生民国以来的经验;
(三)来宾叙说国会选举和国内预备庆祝现况;
(四)杨自修校长发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意旨;学生亦参与演说的行列
(五)杨双德和游瑞水演述总统意义;
(六)陈向荣和余昌海演说共和的意义。

由于学校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英殖民政府强制实行1920年教育条例,日新学校亦在1921年10月10日举行国庆盛大庆典活动后暂告停课。

综合而论,槟榔屿华侨革命活动渗入马、新各个区域,成为捐资军费与支持革命事业的后盾。或以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南洋华侨革命,离我们遥远又生疏,殊不知安居多年的社区与学校,均有先贤投入的身影所在。今在庆祝日新学校百年校庆之际,实诚不能忘记他们在本埠的开拓和发展贡献!

本文感谢朱步云和卢乙良家属提供照片,亦感谢张少宽、郑永美、和黄裕端先生提供资料。

参考书:

1.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光华日报,1922-1941年,第一册~第五册)。
2. 《槟城阅书报社卅周年纪念特刊》(梹城阅书报社,1938年1月)。
3. 宋鲁生主编:《远东人物志》第七集(槟城:远东民史纂修所,194?)。
4. 《日新中学建校特刊》(大山脚:日新中学,1961年)。
5.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6. 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4年)。

黄欣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硕士,大山脚日新独中校史专案执行员。好读书,专心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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