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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华裔课题:郭鹤年盛赞华人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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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8 13:3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今大马

政府513后狂热扶助土著,郭鹤年进谏胡申翁无功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7点9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42分

马来西亚富豪,也是一代“大马糖王”的郭鹤年表示,大马政府在513种族冲突后,就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

而眼见这种恶劣的趋势,他曾在1975年尝试进谏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但最终无功而返。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表示,在513事件之前,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领导的政府理智地帮助马来人,但同时也会避免过度偏袒的问题。

“自从1969年5月13日,马来领袖只有一种哲学思想:马来人需要扶持。”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执行第二次就是打抢”

郭鹤年举例说,为了达致30%土著股权的规定,政府甚至不惜“抢劫”,两次要求同一家企业达到这种股权分配。

他抱怨,马来股东拿到股权后,往往就把股权卖掉,以致30%马来股权规定落空,此后政府又来向企业施压。

“如果你改变一次规则,为了达致大家所同意的目标,即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执行第二次,那就是打抢了。只是因为政府为之,为何它就不是打抢了?”

匆忙下选择有害捷径

“虽然身为华裔,但我在马来西亚出身和成长,跟马来人一起上学,看到马来人被如此误导,我感到伤心。我认为,他们匆忙地拉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经济鸿沟,选择了有害的捷径。”

“他们狂热地拉近经济鸿沟的副作用就是,种族主义益发恶劣。”

郭鹤年抱怨,政府里没有人愿意聆听他的心声,毕竟在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内,无人愿意否定权者,就如“国王新衣”的故事一样。

进谏促抛弃种族之分

郭鹤年透露,为了扭转这个国家的不良趋势,他在1975年9月进行了一次,也是他唯一的“强烈尝试”:找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畅谈心声,力促他万一掌政,务必选贤与能,同时抛弃种族之分。

“我恳求他,‘求求你,胡申,任用最好的人才……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善用他们。反之,胡申,你的族人现在所走的方向,过度的扶持土著,(若)溺爱长子,(最终)你的长子将骄横不逊。’”

当时,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已经病重,因此胡申翁极可能很快就要接掌国家的执政权。胡申翁最终在1976年1月出任大马第三任首相。

胡申翁无法力挽狂澜

不过,郭鹤年表示,胡申翁给他的回应却让人失望。

“数分钟,他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不,罗伯(郭鹤年英文名)。我不能那么做。依马来人如今的想法,他们无法接受之’。”

郭鹤年补充,虽然胡申翁了解其想法,但已无力阻止已“走得太远”的扶持马来人趋势。

“在胡申翁任相期间,他只能部分地阻止这种浪潮。国家的火车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胡申翁的力量不足以把火车抬起来,再将之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东姑曾视中共为“魔鬼”,郭鹤年透露访华后改观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7点33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透露,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早年一度坚信,中国共产党乃“魔鬼”,但在访华之后,这种偏见一扫而空。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表示,他认识大马的六任首相,其中东姑的行事节奏很快。

他说,东姑接受优良教育,并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法律学位。

“若你谈到头脑,东姑很聪明,并很敏捷。他的妈妈来自泰国,因此他有着泰国人所拥有的灵敏,即能嗅出及鉴定一个人是否可信。”

但他说,东姑不大关注行政事务,并把多数行政事务交给副手拉萨处理。

“东姑就像一名策略家,他看大局。他晓得把部队移去哪里,但实际上战场及制定详细活动,则不是东姑本人。他会说:‘拉萨,你接手,你现在就处理它。’他们合作得非常好。”

起初对共产有盲点

无论如何,郭鹤年表示,东姑也有其盲点,尤其一度对共产主义抱持了狂热的观点。

“当我们关系很紧密时,某天,东姑对我说:‘共产主义者!在伊斯兰,我们形容他们为魔鬼!而中国共产党,你不能和他们接触,否则你就是在和魔鬼接触。’”

“他不断谈论着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我回答说:‘东姑,中国会成为共产,皆因人民受到压迫、入侵和遭遇巨大痛苦。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阶段。’”

“但他插话说:‘哦,你不相信吗?中国人正与魔鬼交往。他们的人民完了!你不知道,你身为大马华人多么的幸运。’”

“我温柔的回应说:‘东姑,身为大马首相,你应该和他们(中国)交朋友。’”

访中国后偏见消失

郭鹤年表示,多年后的1980年代,已卸任的东姑受邀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东姑。

他说,东姑当时与15名华裔商家同行,在前往中国途中,东姑在香港停留,并和他共进晚餐。

“当东姑回马途中,再次在香港停留,而我们又再次共进晚餐。我问他此行的感想。他所有的旧偏见都消失了!”

“他甚至不想提及他们。他只是说,这趟行程让他大开眼界。他说:‘他们(中国)也是体面的人,就像你和我。我们可以无所不谈。’”

此后,郭鹤年说,从此不再听到东姑形容共产中国是魔鬼化身。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公平治国却被骂卖族,郭鹤年为东姑叫屈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21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5日 晚上8点47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中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叫屈,认为后者任相期间,公平对待国民,无偏袒特定族群,无奈最终却背负“卖族”的骂名。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转载的部分篇章,郭鹤年说,在513种族冲突事件后,东姑很气馁。

“513事件后,他变了另一个人。(时任副手)拉萨成功说服他和内阁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一个独裁的政府机构,而拉萨受委为主席。”

“国会停止运作。当国家行动理事会解散时,拉萨受委为首相。东姑不知所措,他帮助国家取得独立,并竭尽所能地明智治国,但马来人却倒过来反对他,指控他把自己出卖给华人。”

“(我们)必须公平对待东姑,他没这么做。他是一名非常公平的人,爱国爱民。他知道,若你只是偏爱一个群体,你只会宠坏他们。当英国人治理马来亚,他们把一些利益给马来人。”

借华裔建国引发后果

郭鹤年表示,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马来人获得更多的优惠,但没有过分。

他补充,在513事件之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华裔,热心地投入国家建设,就连部分马来人也同意自己的弱点,主张借助华裔的力量。

“但你必须记得,这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问题。”

“如果他们借助华裔的力量,华裔最终会拥有国家90或95%的财富。这对马来西亚经济是好事,但对民族而言却是坏事。”

513后极端巫裔崛起

他认为,1969年513事件让事情出现激烈变动。

“那些都是在1969年之后,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冲突事件带来巨大的制度震撼,但这不惊奇,极端的巫裔把马来人贫穷归咎于华裔和印裔的掠夺。”

“像东姑这样会照顾两边的领袖,也压不住这些狂热分子。思考周到的领袖被排挤一旁,极端主义者骑劫权力。他们和狂热分子喊同样口号——马来人是弱势、马来人被欺负,但那些人自己却成为富翁。”

“当这些马来人致富后,他们许多人并没有为贫穷马来人做任何事。(反之)富有的华人和印度人制造众多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多由马来人来填满。”

巫裔公仆面斥“贪心”

郭鹤年回忆道,在513事发几个月后,当他在国会准备会见拉萨时,一名他认识的巫裔公务员来到国会走廊和他谈天。

“他问:‘罗伯特(Robert,郭鹤年英文名),你在这里干嘛?’我回答:‘哦,我准备见敦(拉萨)’。他咆哮说:‘不要那么贪心!留一点给我们这些贫穷的马来人!不要贪得无厌!’”

“在1969年513事件后,我可以看到这些,商界改变,商界不再清廉及开放。”

“在这之前,政府宣布公开招标给所有大马人及全世界,若我们合格,我们会申请竞标,若我们标得合约,我们会努力去做,不管成功或失败。我想,在10次之中,有8或9次我们会成功。”

但他说,在513事件之后,所有东西改变,越来越多任人唯亲和偏袒事件发生。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今日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光华日报

叶亚来凿开吉隆坡

27/11/201718:15

如是我刎 文:董恪宁

追查城市的起点,确是个千年不解的难题。不同的领域,诸如科学、哲学、政治、神学,总有不同版本的解说。追究马来西亚的先民足迹,似乎也是这样。官方的说辞,政客的扭曲,本来的面目,皆有相异的视角。

因为这样,按照政治正确的指导,往往和民间的认识,落差甚大。甲必丹叶亚来的事迹显然也是这样。一方面,隆雪华堂为首的8个民间组织,顺应吉隆坡开埠160周年之际,肯定了叶亚来之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土著权威组织则不以为然。

土权署理主席希拉祖丁沙烈认为,吉隆坡是系由雪州王室成员拉惹布苏(Raja Busu)19世纪辟开。“叶亚来过后才来到吉隆坡,经营鸦片、卖淫和赌博。”言下之意,思之自明。

不但这样,希拉祖丁同时质疑华裔移民在吉隆坡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定论这些角色显然已被夸大。“你能不能说,没有华人,汶莱就没有今天的模样?……印尼也有些大城市,没有华人参与,蓬勃发展。”

“所以不要再过度表扬叶亚来。他来到这片土地,不过是属于旧社会的领袖之一而已。” 是否如此,反正希拉祖丁这席之言,一点都不新鲜,而是同一套论述的牙慧。

没错,叶亚来曾是早岁的吉隆坡赌王。1880年,他开出5千400元的代价,买下赌博、当铺和烧酒的专利。叶亚来也是一代的龟公之王。1884年,叶亚来控制接近300名的妓女。但是,叶亚来也是发展吉隆坡的推手。

经历1881年的那场大火之后,吉隆坡满目疮痍。要不是叶亚来倾力重建,这座城市怎能重生?只要曾经细读林廷高博士的经典之作《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 in Malaya》,自能感受了叶亚来当年规划和管理的用心。

因为这样,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累积在叶亚来个人的名下了。今之游客云集的茨厂街,据说正是当年叶亚来的茨厂所在之地。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条街道。

丘伟田的〈甲必丹叶亚来产业知多少〉(1996)统计,1880年叶亚来共有店屋147间,当中116间,分散在市中心的谐街、茨厂街、古路街、罗爷街、老巴刹广场街、吉灵街、哥洛士街、巴刹街和古路巷。

据此推算,自可觉察叶亚来之富甲一方。丘伟田据116间的店屋结算,叶亚来屋租每月收得3千237元。地产估价13万1千850元,土地总值16万7千569元,两者合值29万9千419元。折算为今日之市价,必是亿万的天文数字了。

叶亚来所得的一切,自然不是偶然,而是反证了他终生的耕耘和付出:咸丰四年(1854年),17岁的他南渡,白手起家;辗辗转转,当过厨师,买卖猪只,开发锡矿,投身政治。

出生入死,他在战场建立一次次得来不易的战功。发迹之后,他的王国一再扩张,除了黄、毒、赌,他也有了农场牧牛、养猪、屠杀。此外,叶亚来也涉足在采石、码头和仓库的行业之中。

认识这些,叶亚来和他的团队所留下的,不是阿谀奉承的不吝溢美之词,而是实体的建筑,辉煌的史迹。土权和希拉祖丁尽管说他们想说的,确凿的实证,必将证实先辈走过吉隆坡的每一段筚路蓝缕之路,都有叶亚来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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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8 13:31:0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郭鹤年移师香港主因:马新征税过重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早上7点43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9分

尽管郭鹤年在新马发迹,但是他在1970年代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其背后原因一直是众人的悬念所在。郭鹤年如今透露,税务是其转移的主要原因。

“我选择在1970年代转移到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税务。”

“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似乎在比赛,看谁可以向那些为国家生财的人征收最多的税务。”

“他们以惩罚性税率向我们的利润征税。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仅勉强留住50分。”

高征税抑制现金储备

郭鹤年在其回忆录解释,他当时主要做大宗的商品交易,采购量庞大,3000个批量就等于15万吨的糖,因而价格稍微波动,那怕是美元一分钱,都会深深左右他的盈亏。

“如果我买空而出错,或卖空而出错,追加保证金通知就足以把我摧毁。所以,我有绝对的必要建立自己公司的现金储备。”

他进一步指出,新加坡的高额税率,抑制他加强现金储备,以致他必须面对巨大的金融风险。

郭鹤年补充,此外,尽管新加坡不向岸外贸易盈利征税,但却十分严苛地要求商家证明之,反观香港的税务环境鼓励商业。

“(在香港)你只需缴付17%的企业税,所以就每一块钱的利润,你就省了33分。”

对新国情感丝毫没变

郭鹤年指出,既然他参与全球的糖贸易,寻找低税率基地是绝对有必要的事情。

“税务政策在鼓励和阻挠生意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香港政策是很直接的。为何我要聘用一群的律师和会计师来避税?”

郭鹤年强调,他对新加坡的情感不曾有丝毫的改变,而转移到低税率的香港只是理性之举。

他透露,1970年代中期,他转移到香港之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经常找他咨询马来西亚的事务,有时也会一起吃午餐。

“不过,这些非正式的会面在我搬迁到香港后就中断了,因为我无法在短暂通知下就现身。”

“香港是比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都更大的池畔。我开始清楚发现,美日欧的顶尖执行长总是走访香港,若不是一年一次,就是两三年一次……我们从1960年代开始考虑迁移部分业务到香港。我最后在1974年下定决心,决定我必须设立香港郭氏兄弟公司。”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郭鹤年挞伐朋党主义,赞东姑助友却能不逾矩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早上8点50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中除了力挺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外,也赞许后者纵然有许多的朋友,但却没有朋党。

“我要提到东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朋友。他的朋友有时给他帮忙,或他们会给他送去一箱的香槟,或一块的特别进口牛排。”

“他爱在草坪上烤牛排,并开香槟或酒。他最爱的干邑白兰地是轩尼诗VSOP。”

“东姑也会给他的朋友一些帮助,但他从不搞朋党。”

为有困难的朋友写信

郭鹤年举出一个例子说明,当陈修信担任财政部长之际,东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求情。此人是槟城一名生意人,遇上税务问题,因此向东姑求援。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里进一步指出,东姑因此在信中类似写道,“你知道某某某是我的朋友。修信,我不是要求你帮我,但我肯定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原谅他。”

他补充,当时,陈修信盛怒,他冲到依斯迈(Ismail Abdul Rahman)在楼上的办公室,把信一丢,抱怨说“你看我们的首相对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不过,依斯迈看了信件后,笑着说,“生活总有好笑的一面”,然后把信揉成一团丢进纸箩,然后对陈修信说,东姑只是在履行身为朋友的责任。

“现在,勿理会东姑,你继续妥善地履行你的职责。”

依斯迈在东姑任相期间,曾历任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他在第二任首相拉萨时期,晋升副首相。

直言朋党是“哈巴狗”

郭鹤年强调,“这就是东姑帮朋友的最大程度。”接着,他转而抨击所谓的朋党主义。

“朋党就不同。朋党是吹捧领袖的哈巴狗。作为回报,领袖给他们发放国家好处。一个国家的资产、计划或生意,绝对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施恩,就算是国王或首相都不行。”

“一个真正的领袖,是国家的主要托管人。如果没有现成的系统足以引导他,其个人的责任感必须引导他走上正道。”

搬出快速兴国为借口

郭鹤年表示,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来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行径,摈弃所有的国家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华裔或马来朋党。

此外,这种领袖也会施压政府相关银行,放贷给这些计划。一些朋党甚至是某些腐败领袖的代理人。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郭鹤年盛赞华人经济能力,惟仍有“恶棍”需受控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2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49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中分享自己的经商观察,除了赞誉华人乃“地球上最惊人的经济蚂蚁”之外,也强调务必要有政府的强大监督,毕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在《郭鹤年回忆录》新书中指出,华商能帮助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但若没有政府妥善监控,则少数恶劣华商或将摧毁国家。

“正直的华人帮助建设了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使这些国家达致今日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择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华人,摧毁了东南亚多个地方。”

郭鹤年透露,印尼独立初年,他受邀参与国际研究及策略中心在印尼所举办的一场经济研讨会时,就表达了上述的观点。

他当时主张印尼领袖借助更多华商力量来发展国家,而不是效仿美国或西方国家的“推土机”方式,因为后者只会带来通货膨胀。

华人害群之马需受监控

但他也不忘提醒,华商之中还是会有害群之马。

“现在,在我结束前,我要给予一个严厉警告。一些海外华人会成为很坏的恶棍(crooks),而若你让他们猖狂行事,他们会毁了你的国家。”

“因此,你也必须建立一个行政监督机制,一个有牙齿的监督,这很重要。我的意思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经济,你必须让经济自由发展,但同时,你必须要有一个良好培训及高度纪律的监督机制。”

“当出现滥权及罪行时,你必须快速及严厉的惩罚恶棍。你必须树立榜样,以便老实的华人会帮助你的国家,而奸诈者则会却步。”

“李光耀的左手和右手”

无论如何,郭鹤年遗憾地指出,包括印尼的多数东南亚国家后来并没有听取他的警告,未设立起“有牙齿的监督机制”。

“为何那些人放任(部分华商)肆虐?这是因为国家领袖软弱。若领袖强硬,这些魔鬼将一夜间消失。”

不过,郭鹤年点出也有成功的例子,即新加坡。他指出,新加坡在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成功控制及阻吓“恶棍”华商,让他们无处容身。

“新加坡的华人恶棍一样多,但今天你试试看找一个出来。他们都藏起来,伪装或进入冬眠。两只手用铁链制约着这些恶棍:李光耀的左手,和李光耀的右手。”

“这些恶分子受控制下,(你)看看新加坡如何能完成借助海外华人的力量,把国家发展起来。”

文化是华人成功的原因

无论如何,郭鹤年认为,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是正直的,能够把经济网络渗透到全国各地,甚至偏远地区。

“在我的国家马来西亚,若你到非常小的马来甘榜,你会看到一名华人店主所开的小规模商店。他的商店可能只有200到300平方英尺,但会挤满该社区所需的用品。”

“若那是一个渔村,那会有很多罐头饼干及罐头食物、手电筒及电池——这些都是供应给渔民出海几天的食物和必需品。这些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要强调,他们是拥有生意头脑的企业家,虽然他们之中很多人缺乏财务支撑。他们所卖的东西所印上的标记虽然很小,但,他们在供应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郭鹤年相信,海外华人所以能够在东南亚生存、适应和蓬勃发展,在于他们的巨大文化力量。

“当他们离开祖国,海外华人深入骨髓地保留着中国文化。”

《郭鹤年回忆录》昨天起在香港上架,而部分内容获得香港《南华早报》转载。此书预计在12月1日在大马发行。



东姑获郭鹤年正确评断,彭马华抨行动党使之失势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上午11点25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3点3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肯定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平等对待各族。对此,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认为,郭鹤年评断正确。

他在今天文告也不忘提醒,尽管东姑广受人民爱戴拥护,但他却最终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而祸根之一就是行动党。

“有点必须追究的是,1969年大选行动党和(现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煽动城市区华人强硬抗争政府,当时的联盟政府也因此承受严重挫败,引发巫统内部权争白热化,导致东姑提早含泪拜别相位。”

“事实上,当时的联盟政府已经做的很好,华人在政府内阁担任财政和贸工部长,商贸政策亦十分自由化,但是,行动党却无限搅局扩大,煽动人民推翻联盟政府,这就是行动党的强项卖点。”

行动党使华人错误选择

何启文进一步说明,东姑失势下台后,巫统党内迎来一大批激进派领袖,随之大力整顿宪政体制,强硬修订国策政令,非马来人政经文教地位从此每况愈下。

“东姑下台以后,很多华人开始怀念国父的中庸和开明,不过,政治没有彩排,跟随行动党一次走过去不再回头,后东姑时代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东姑。”

“我们要再次提醒选民,1969年,如果不是林吉祥和行动党无理无情的攻击,导致华人大量投野弃朝,东姑必然能够延续拜相主政,为多元民族国家带来更多融合亲善,而无需被逼仓促下台求去,从此承受永恒的伤痛。”

何启文认为,半个世纪以前,东姑其实已找到多元治政的良方,也立决身体力行,建立一个真正开明中庸的国家。

“但是,行动党无限搅局煽动,带领华人做出错误的选择,这是历史在说话,轮不到行动党覆盖漂白。”

行动党今虚假表扬东姑

何启文表示,近年来,每逢东姑冥诞纪念日,行动党高调召集专题演讲,表扬和追忆东姑开明治国,中庸为政,是国家政治领袖的楷模。

“然而,历史不会瞒骗民众,只有行动党擅长表演欺骗,毕竟,东姑在任期间,行动党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这种情况其实也在选民眼前不断上演,行动党极力美化讨好(前首相)马哈迪,甚至把马哈迪供奉为国家政治救星,可是,回看马哈迪在位22年,行动党何曾说过一句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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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卸任后非巫裔变惨?彭行动党“谢”马华坦言

发表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5点1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6日 下午5点18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在回忆录赞誉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不意引爆彭州马华与行动党之间的言论攻伐。

彭州行动党主席梁金福“感谢”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坦承,东姑卸任后,极端的巫统领袖让非巫裔的政经文教地位每况愈下。

“纳闷的是,身在国阵的马华,为何明知道东姑之后的首相治国都不再实行多元中庸的价值,却不去给予纠正,甚至还为巫统的种族政策背书呢?”

“这也印证马华在国阵里只是个当家不当权的执政党。”

多元原则治国不复存在

梁金福在今天文告表示,何启文在今天较早文告声称,东姑其实已找到多元治国的良方,只是在他之后再无“第二个东姑”。

他补充,这显示,何启文认为,往后的多任首相包括现任首相纳吉,都不是以多元的原则来治国。

“何启文都已说出口,69年大选后,巫统党内迎来一大批激进派领袖,整顿宪政体制,强硬修订国策政令,让非马来人地位一去不回头,那为何马华这半个世纪还要留在国阵,任由巫统鱼肉非马来人社群,甚至还捍卫巫统的种族主义政策,继续助纣为虐呢?”

因此,梁金福挑战何启文,向马华中央领袖建议,要求马华退出国阵明志,而非为了一官半职,继续留在国阵苟且偷生,与虎谋皮。

挑战马华退出国阵明志

针对行动党导致东姑下台的指控,梁金福批评何启文扭曲历史,尝试为马华的无能漂白,同时为巫统内部的政变逼宫开脱。

“1969年大选,马华在城市华人区兵败如山倒,是因为马华无法为华社在独大事件、中文列官方语言事件、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事件请命。”

“时任总会长陈修信甚至还泼冷水称‘独大开成,铁树开花’,如此漠视华社的要求,华社自然以选票惩罚马华,事到如今,何启文竟然还要把马华的无能怪罪在行动党身上,实在是不可理喻。”

巫统内斗迫使东姑下台

梁金福指出,东姑会下台是巫统内部的权力斗争所致。

“若说与大选成绩有关,那马华就应负起责任,因为是马华的无能导致联盟的惨败。”

“而事实上,该届选举,巫统也流失不少选票,其中与巫统直接对垒的伊党得票率从1964年大选的14.99%暴增到1969年大选的25.02%;华人选票方面反而得票率只从1964年的25.82%微增至1969年的25.88%,只是因为行动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避免了多角战,才让三党议席有显著的增加。”

“可见何启文把东姑下台归咎于行动党,是暴露了自己历史常识的无知,只一味怪罪行动党,根本就是在贼喊抓贼。”

敢同样指控民政党吗?

梁金福提醒何启文,1969年大选大胜的不止行动党,还包括现今已成为马华盟友的民政党,民政党在1969年大选所获得的成绩与行动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政当时赢得8个国席及拿下槟州政权。

他质问何启文,是否也敢把同样对行动党的指控,放在民政党身上呢?

他说,东姑主政时代无疑比起当今的社会是相对自由开明,但也有充斥着许多不公平的政策,因此行动党才能获得选民的委托,进入到议会为民请命。

“但要达致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马来西亚就必须实现政党轮替一次,而如果马华愿意为它多年在国阵里护航巫统政策而忏悔,就应退出国阵,参与改朝换代的大业,而不是一边骂巫统,一边与巫统同在,虚伪至极。”

大马首富郭鹤年近日在新书《郭鹤年回忆录》中,肯定国父兼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平治国,平等对待各族。

对此,彭州马华主席何启文认为,郭鹤年评断正确,但他强调,东姑最终落得黯然下台的下场,祸根之一就是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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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9 20:50:5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创船务公司又放手,郭鹤年忆述政府介入历程

发表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12点56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7日 晚上6点27分

大马首富郭鹤年早年创办大马国际船务(MISC),进驻造船业,不过两度应第二任首相拉萨要求,为土著参与而发行新股份后,又与第三任首相胡仙翁的助手起冲突,最终心灰意冷,放手这家公司。

年过九旬的郭鹤年反思此事时揣测,政府或认为华裔掌舵国家船务是耻辱之事,因此多加刁难,导致他放弃这家公司。

郭鹤年在回忆录写道,听闻英国船业巨头蓝色烟囱集团(Blue Funnel Group)拟在1967年在马设厂后,即开始思考争取船业执照。

“我(对造船业)的兴趣,部分出于爱国主义。我想帮助马来西亚发展自身船业,摆脱前英殖民政府透过蓝色烟囱设下的束缚。”

他说,自己毫无船业经验,因此向时任香港万邦航运公司主席曹文锦要求合作,而大马政府同意大马国际船务的这项合伙关系。

董事局起初团结

起初,郭兄弟掌有20%股份,曹文锦15%,马华与各个华团掌握20至30%。

郭鹤年说,马华的股份是日本在二战后的战争赔款而来。日本向马华赔偿2艘船,并置放在大马国际船务底下。

“因此,从一开始,郭兄弟、曹文锦、马华掌握超过5成股份。起初,我们的董事会相当团结。”

拉萨曾两度传召

不过,郭鹤年指出,大马国际船务营运不到一年,拉萨即在1969年下旬传召他。

“拉萨说:‘我要你发行20%新股。由于没有足够马来人占股权,这让我承受压力’。”

“我说:‘拉萨,你是否认真提出这个要求?’。他回答:‘是的,Robert(郭鹤年英文名)’。因此,我就允诺会办到……我回去后,稍加施压,要求董事局通过议案,放下现有股东权利。拉萨把所有新股分配到政府机构。”

不过,郭鹤年说,拉萨2年后再度传召他。

“他说:‘我在内阁会议受到许多压力’。Robert,这是你成功的代价。大马国际船务表现很好,人们开始妒忌。不过,与其给那些人,我的决定如下:再发行20%股份,马来西亚4个城市港口各取5%。”

“资本从原有100%,扩大至140%,马来西亚政府成为最大股东,郭兄弟则跌为第2。而他还要股票以平价发行,也就是原价发行。”

“我说,拉萨,我一直与你合作,不过现在愈来愈不容易。(大马国际船务)创立了3至4年,我们是一家正在成长的公司,不想要求你优待。因此我会回去,再次要求董事局发行以平价向你发行股票。”

“不过拉萨,请问你可以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吗?”

他说,拉萨当时只是微笑表示同意,但不发一语。

种族主义渐抬头

郭鹤年指出,与曹文锦在1987年决定让大马国际船务上市,期间向公司员工出售一些以平价发行的股份。

“同时,种族主义的丑陋面貌开始在马来西亚浮现。拉萨在1976年初于伦敦逝世,胡申翁成为首相。政府要求易名叫沙菲安(Saffian)的人担任大马国际船务的董事。”

“沙菲安是一名年轻人,也是首相秘书处的主任,说的话能让首相听进去。他是普通董事,但在会议非常好斗,而且愈来愈针对个人。”

华裔掌舵乃耻辱

郭鹤年当时是大马国际船务主席。他指出,在一场董事局会议中,沙菲安紧盯董事经理萊斯利余(Leslie Eu,音译),而郭鹤年也承认后者办事确有草率。

郭鹤年说,会议愈吵愈烈,遂告诉沙菲安大可提呈动议,要求革除萊斯利余。

“沙菲安坚称不是建议我们开除董事经理,我遂问:‘那你在说什么?’气氛十分炙热,他站起来,我们差点就起冲突了。”

“我自忖:‘天啊,这家公司的未来会是怎样?’从那天起,我发现无法掌管这家公司……我感觉,未来要好好经营这家公司,会十分困难,因为生意要成功,必须团结和谐。”

“或许,一些政府里头的人认为,大马华裔掌管国家船务,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我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态度,我准备到此为止。最终,郭兄弟出售所有大马国际船务股份,全然撤出国家船业。”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于11月25日在香港和新加坡面市,预计在12月1日于大马发行。以上内容,是《当今大马》翻阅原书后所整理。



郭鹤年忆二哥加入马共,自承有份促成合艾协议

发表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3点32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7日 下午5点8分

郭鹤年位居大马首富多年,素来为人低调,但他在回忆录中,不仅承认二哥郭鹤麟曾担任马共宣传主任,力赞郭鹤麟挺身捍卫工人权益,不惜以捐躯牺牲。

郭鹤年也写道,曾促成马共在1989年与大马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放下武器,宣布解散,

郭鹤年说,郭鹤麟在二战目睹日军迫害华裔后,萌生加入马共抗日的念头,但担心牵连家人,因此迟迟未决。

“我相信郭鹤麟是在1945年下旬或1946年参加马共。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我想,他坚持保密,意在不要把家人卷入其中,因为英国人当时追击与压迫正在走入森林的共产党人。”

未嘲笑郭鹤麟助穷人

郭鹤年说,英政府决心镇压马共之前,郭鹤麟前来吉隆坡,经营一份小报,充当马共喉舌,但后来被英殖民政府封杀。同时,郭鹤麟也活跃于新加坡海港局工会(Singapore Harbour Board Union)。

“我从未嘲笑郭鹤麟协助穷人,捍卫工会。不过,我不认为生意与政治需走在一起。”

“相反的,郭鹤麟认为我只是热衷于赚钱。1948年某日,他与我坐在一起,告诉我是错的,迟早会明白他的劝告,即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意是犬牙交错的。”

郭鹤麟三十岁遭杀害

郭鹤年指出,郭鹤麟在1948年走入森林,意识到人生意义,不仅限于赚钱。

“这是我的亲生兄弟。他是我所认识最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协助被压迫者。”

“母亲知道鹤麟(进入森林)后,从不置一词。不过我想,她必然明白其亲生骨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他说,英军在1953年8月在森美兰与彭亨交界伏击郭鹤麟与其两名保镖,将他们一并杀害。郭鹤麟逝世时才30岁。

郭鹤年的大哥是郭鹤举,曾任外交官。

居中向中共政府传话

郭鹤年在1970年代初迁至香港。他说,虽然身居异地,仍离不开大马政治,其中一例,就是时任全国总警长拉欣诺要求他向中国共产党政府传话。

“大马警方政治部经常联系我,问我:‘你可否将这项信息转达给中国?’他们要求中国封锁马共电台,因为后者一直播发对大马政府有敌意的(内容)。”

“我转告中国,电台就停了。”

他说,拉欣诺也要求其协助,向中共表明,大马政府希望中共发表书面承诺不再支持马共。随后,中共更在书面承诺的用词遣字方面,征询他的意见。

郭鹤年被带到广州的机密地点,中国的人员征询其对书面承诺的意见。郭鹤年点出,该声明都是大马政府愿意接受的要点,但其中有两段不妥当,可能导致否定该声明,因此建议删除。

中国的人员同意,但称该声明已经获得一名高级的领导同意,因此要求郭鹤年提出解决办法。

郭鹤年获得该中国人员的同意,标示出该两段落,并将声明传真予拉欣诺。

“数月后,大马政府与(马共总书记)陈平签署停火协议。马共走出森林,深具代表意义地放下武器,向大马效忠,而马共从此不复再有。”

听母亲劝告不赚暴利

此外,郭鹤年也说,在马经商时一直尊奉母亲劝告,避免赚取暴利,甚至一度有机会趁着小麦价格飙升,赚取暴利,但为了避免大马物价上涨,劝告政府做好防范措施,将此机会拱手相让。

“母亲以米、糖等为必需品为由,要求我不得谋取暴利。”

“我明白她说的暴利。在商品交易,若你赚取1.5%至2%利润,这属于合理……一旦你赚取2%以上,则是加害于人。”

《郭鹤年回忆录》(Robert Kuok: A Memoir)于11月25日在香港和新加坡面市,预计在12月1日于大马发行。以上内容,是《当今大马》翻阅原书后所整理。



指郭鹤年评论公允,惟纳兹里称难改种族政策

发表于 2017年11月29日 上午11点28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29日 中午11点34分

“一代糖王”郭鹤年在自传中直言大马执行偏袒马来人政策,政治方向有误。旅游部长纳兹里认为其批评公允,但因为政府囿于政治现实,才无法纠正种族政策。

纳兹里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直言,郭鹤年有权发表个人意见,更坦承现有政治现实难以改变种族政策。

“他的意见并非坏事,只不过抒发个人意见。但现在我们难以落实(非种族政策),没问题。我认为他的评论公允……”

“我们要正面看待其评论。现在问题是,我们难以落实非种族政策。你知道国家政治现实问题。”

当年郭鹤年向副首相胡申翁劝告,希望能够落实不分种族,任人为才的政策。纳兹里说,希望有一天能够落实这理想。

“你知道,我也希望有一天能落实这点。”

离开大马没有不妥

询及种族政策迫使郭鹤年离开大马和放弃糖业时,纳兹里认为,这没有不妥。

“没问题。他是商人,应当追随商业嗅觉。”

他也说,郭鹤年的评论没有伤害其感受。

时代不同要求不同

通讯部长沙烈赛益受访时则说,郭鹤年自传提供一个有趣视角,来了解60年前的政治和生活。

惟他点出,时代已经不同,民众不能将以往事件与现在比较。

“若你比较(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政府和现任政府,如同比较(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现任英国政府。”

“很多人说,大多数英国人不会接受丘吉尔,因为时代不同,方式也要改变。”

向胡申翁提供谏言

郭鹤年最近出版个人自传,内容批评大马政府在513事件后,实行偏袒马来人政策,导致更多任人唯亲和偏袒发生。

他也说,大马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进而让大马走向错误轨道。

他在1975年尝试进谏当时的副首相胡申翁,但最终无功而返。

“我恳求他,‘求求你,胡申,任用最好的人才……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善用他们。反之,胡申,你的族人现在所走的方向,过度的扶持土著,(若)溺爱长子,(最终)你的长子将骄横不逊。’”

不过,郭鹤年表示,胡申翁给他的回应却让人失望。

“数分钟,他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不,罗伯(郭鹤年英文名)。我不能那么做。依马来人如今的想法,他们无法接受之’。”

郭鹤年补充,虽然胡申翁了解其想法,但已无力阻止已“走得太远”的扶持马来人趋势。



光华日报

百年孤独空一梦 万古流芳有几人

28/11/201720:21

隆门客栈 文:胡一刀

一国之都吉隆坡由华人开发的历史,是不是让一些种族偏激分子吃不消?然而,历史不是任由搓捏的面粉公仔,不是你要圆便圆、要扁就扁。哎呀各位大兄,可以正视历史事实,把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放两旁吗?

再回首,百年岁月,早已模糊了是非,叫一声叶亚来也太沉重?

叶亚来从开发吉隆坡的英雄,演变成几乎在教科书中销声匿迹?当最近有关叶亚来的功绩再被贬低,已是必然而非偶然的发展?

在胡一刀上中学那个年代,国家语文出版局的中四历史教科书,其中有三大页显著描述叶亚来开发吉隆坡,而如今中四历史教科书却轻描淡写,仅仅形容叶亚来是发展吉隆坡的“其中一人”。

叶亚来的历史地位,多次被有心人挑起。一次是1980年5月,文青体育部长沙末,在直辖区巫统经济大会上宣称,拉惹阿都拉才是吉隆坡的开拓人。经过华社郑重抗议之后,沙末澄清没有否定叶亚来的贡献,他认为叶亚来是吉隆坡的发展者,拉惹阿都拉却是吉隆坡的开创者。

另一次1983年小学检定考试,历史试题提到吉隆坡开拓人,答案却否定了叶亚来。最后,这个问题又是循政治解决。考试局取消了叶亚来的试题,事情才暂告平息下来。

教科书,当然是教育部的权限。从独立开始,副教长必定有马华代表。其实说破了,马华一直在教育部把关呀,大家必定好奇马华做了什么?

记得2009年,时任总会长的翁大侠宣称,马华将向教育部正式建议,把其中一所新华小命名叶亚来华小,并委托何国忠领导的一个小组,先从教科书、国家博物院着手,研究、探讨,负责还原历史。

不久,马华爆发党争,翁大侠穷于应付,这些要务就被搁置下来了?尔后,历经蔡细历、廖中莱掌舵,马华看似忘了这回事,所以最近宣布新建多间华小,根本没有人想到叶亚来,反而所谓“华裔先贤”翁毓麟榜上有名?

就这一点而言,胡一刀得向翁大侠致敬,至少他曾经为叶亚来“出头”,曾经欲为叶亚来还原历史地位。至于其他马华领袖,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曾做,是否合该先打五十大板?如果他们什么都做不到,华社还需要马华做花瓶吗?

一句话,马来西亚主要城镇的开拓,背后都有华人的血与汗。然而,今天胡一刀只看到,各地民间学者自动自发,零零散散记载华人走过的历史轨迹。身在执政集团60年的马华,对华社似乎只有苍白的“一甲子承诺”?

自诩代表华人的马华,一直要华社给力以和巫统“平起平坐”,然而连叶亚来的历史地位都保不住,试问叫华社如何相信马华的誓言?

小学历史课程几番修订,曾经叱咤吉隆坡的叶亚来,现在并不占据一个显著篇幅。还有还有,直至今天,吉隆坡官方旅游网站仍声称,拉惹阿都拉是吉隆坡的“开创者”。

除了拉惹阿都拉,马大历史学家邱家金教授,又称吉隆坡开拓人既非叶亚来,也非拉惹阿都拉,而是一位叫Sultan Puasa的锡米商贾。甚至有马来学者认为,还有另两位马来领袖,也比叶亚来等华人先到吉隆坡。

哦?一国之都吉隆坡由华人开发的历史,是不是让一些种族偏激分子吃不消?然而,历史不是任由搓捏的面粉公仔,不是你要圆便圆、要扁就扁。哎呀各位大兄,可以正视历史事实,把民族感情和政治立场放两旁吗?

难怪,研究客家人历史的美国学者Sharon A.Carstens认为,“华人在维护其本身的历史地位上,依然打了一场败仗。”虽然她有提到,“这场战役至今仍以某些形式进行着。”

对叶亚来的历史地位,许云樵教授最是一针见血:“发现一块滥芭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可以居功的应是把滥芭建设起来成为都市的功臣。”

叶亚来经营鸦片馆、酒馆、赌馆,甚至妓院,“一度有300中国妓女”,有人认为他不配作为吉隆坡开拓人。胡一刀省起黑格尔说过,“没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时代。”是的,在叶亚来时代,有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否单纯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百多年前的历史问题?

觅得一联为题:“百年孤独空一梦,万古流芳有几人。”是的,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商人的劝谏,回忆的苦涩

29/11/201719:01

如是我刎 文:董恪宁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桎梏这个国家的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偏偏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

到底是个精明的商人,大马首富郭鹤年在《郭鹤年回忆录》说的批的点的凭的,点点滴滴,都是一代商人之看法:腐败的领袖往往用快速兴国合理化自己的朋党主义,摈弃国家的招标标准规范,反之,将计划随意交予自己友。

那样的沉痾宿疾,这些日子我们看得实在太多太多了。想起了那些年的淳朴,眼下的这些实在让郭鹤年太感伤。他提起东姑为自己的一名扑克牌友的税务,写信向财政部长陈修信求情,陈修信一丝不为所动,东姑显然也没有假公济私,咄咄逼人。

朋党不然,狐假虎威,阿谀奉承,希望从中得到本身的好处,甚至试图影响政府施压银行,放贷他们坐拥的工程和计划。这么一来,所有的评估自然再不独立,如何觉察生意的生机呢?

到底是个踏实的商人,郭鹤年一早看出了这个国家的桎梏所在:种族主义,变本加厉。早在1975年9月,他尝试和时任副揆的胡申翁坦诚对谈,表达了他的忧思所在:

“我恳切您,胡申,选贤与能……不分族群,不论肤色,不管宗教,唯才是用。反之,胡申,现在的方向,扶持过度了。语云:慈母多败儿,不但不能成器,而且骄横不逊。”

语句诚恳,一语中的。治国、经商,本来都是这样。《孙子兵法》说的确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可惜,政治除了理性的坚持,还有选票的顾忌。胡申翁显然也有他的为难之处。《郭鹤年回忆录》笔录:几分钟了,胡申翁静静地坐着;然后他说,“抱歉,罗伯(郭鹤年)。我做不了。依马来人的想法,他们接受不了。”

错过顺势之转圜,接下来的演绎,我们都熟悉。快乐的首相东姑随后不快乐地下台后,那是另一个国度的分水岭了。官场的用人唯亲,行政的处处偏袒,郭鹤年在书里透露,他全一一地体验过了。

另一方面呢,条例和税务,显然没有充分地惠及商人。算盘一打,郭鹤年马上算计了成本和效益。1970年代开始把生意重心转往香港,当中的关键所在,郭鹤年坦承,攸关税率:“如果你挣得一块钱,你只勉强留得住50分。”

反之,立足香港,公司所缴之税,只有17%。换句话说,郭鹤年旗下集团所赚取每一块钱的利润,省下了33分之多,可以用作倍增资本,扩充香港郭氏兄弟公司的营业。设身处地地想,郭鹤年会怎么做,还不明白吗?

如今新加坡政府显然汲取了教训。个人所得税,也调整了。身在新加坡打工,首两万星币,毋庸缴税,接下来的一万,征税不过微不足道的2%。2017年以前,新加坡设定的最高税率20%,如今提高至22%,远在马来西亚之下。

到底是个睿智的商人,摠佞谄谀谗贼慝险,他都知道。规划的不当,管理的覆辙,他看得多了。他不是唠唠叨叨,卷帙浩繁之言,连篇累牘之语,巨细靡遗的字里行间,说的是浅显的道理;可惜,兜兜转转,不知何故,总之朝廷的领导似乎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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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3 小时前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今大马

指郭鹤年不公批评大马,邦莫达促饮水思源

发表于 2017年11月30日 上午10点42分     更新于 2017年11月30日 上午10点44分

富豪郭鹤年在自传中指马来西亚在513事件后狂热推行土著特权政策,但巫统京那巴当岸国会议员邦莫达强调,马来西亚走在正确轨道。

他反促郭鹤年,在马来西亚拓展生意,以跟国人分享财富。

他向《当今大马》说,郭鹤年在马来西亚发迹,却把所有生意移到国外,实属不当。

“他一开始在这里从商,现在成为富豪,但他选择把生意搬到国外。他应当投资这里,让各族与他共享财富。”

邦莫达强调,郭鹤年应该饮水思源,更有义务协助提振大马经济,让全民共享财富。

“以前他是糖业大佬,控制白糖产业,只有一人处理白糖进出口生意,他从那里发迹,就应当回到原地。”

错误轨道论不公平

他强调,郭鹤年指马来西亚走在错误方向的言论,并不公平。

“这对马来西亚不公。国家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确保要经济、社会繁荣及安全。”

“这促成国家昌盛。尽管我们被称为马来穆斯林国家,但我们相互尊重各族宗教、种族和文化。这很重要……即便是多元种族,但我们还是可以共荣共处。其他国家没有,只有在马来西亚。”

邦莫达说,就因为走在正轨,马来西亚才能享有当前的成就。

“马来西亚正在正确轨道上,因此才能生存迄今。即便国家领袖不断更迭,从东姑阿都拉曼、阿都拉萨、胡申翁、马哈迪、阿都拉至纳吉,我认为经济不断成长、人民生活幸福,可追上其他国家。”

“尽管马来西亚是一个小国,但我们能与大国并列。”

少数种族掌权不利

邦莫达强调,政府没有歧视任何种族,反而只是持续扶弱政策,让各族和平共处。

他表示,扶弱政策协助落后的马来人,追上其他种族,否则马来西亚会陷入不和谐。

“如果多数种族落后,会引起不和谐。我们看到,一个多数种族国家却又少数种族掌权,这个国家将走向衰败。”

“因此,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发生这种事情,因此我们照顾各族和谐。虽然我们专注在土著,但其他种族也获得机会。”

邦莫达认为,尽管华裔掌控马来西亚经济,但马来人没有感到伤害,反而希望跟各族共享成功。

义务提振大马经济

郭鹤年在新书《郭鹤年自传》中指出,大马政府在513种族冲突后,就开始狂热地推动土著特权政策,导致种族主义日益猖獗。

他声称曾进谏时任副首相胡申翁,但无功而返。

“在胡申翁任相期间,他只能部分地阻止这种浪潮。国家的火车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胡申翁的力量不足以把火车抬起来,再将之放在正确的轨道上。”

《郭鹤年自传》预定在12月1日于马来西亚正式发售,但一些书商已开始接受预购。



记两首本土客家山歌

李成钢     发表于 2017年4月5日 中午12点7分     更新于 2017年4月5日 中午12点16分

【柔佛时间】

从彩墨画家兼马来西亚客家文化协会柔佛分部主席张俊华口中得知,古来耆老萧伯寿喜爱客家山歌。早前两度拜访,采集了萧先生创作的《割胶山歌》和《唐山亚伯下南洋》,也顺道为萧先生记录其口述史,在此与读者分享相关资源。

《割胶山歌》以胶工生活为素材,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胶工早起,天未亮就摸黑进芭的经验,如:骑脚踏车入林,耳闻空胶桶左右摇晃敲击车身发出的叮咚响声;晨骑时寒风扑面,割胶时虫咬蚊叮的身体感受;眼见乌云蔽日,担心雨天影响收入的焦虑心理。



山歌的第二至第五段,简练生动地描绘了胶工的生活片段,里头既反映割胶工作艰苦难当,可也指出胶工更害怕不能如常工作,无以维持生计。

第六段,山歌中的叙述者设问:自己捱生捱死,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紧接着的第七段,他给自己的答案是,不外就为了养育家中的一班喽啰(子女),希望他们长大以后会有更好的出路,能够从事更安逸的工作,不必重复上一辈的命运。质朴的语言中尽显家长之爱。

尾段,已步入老年的叙述者回顾过去,发现埋在树头中割胶的一生终究是说不完的辛酸。但如果重听山歌的首段,就会发现当叙述者用歌声去回顾人生时,还是带有愉悦的,是山歌让他在劳动的岁月中得到了些许欢乐,些许慰籍。

与过番歌大不相同

另一首《唐山亚伯下南洋》同样提到割胶,却是更宏观的记忆父辈南来、在马来亚刻苦谋生、经历日本占领马来亚时代的集体经验。首段至第四段,讲述先辈从唐山取道七洲洋(南中国海西沙群岛一带之旧称)下南洋,日捱夜捱开芭种植橡胶幼苗,等到树身够粗、树龄够老(按其口述,历时约7年),方可开始割胶。



没想到在生活稍露曙光之际偏逢日军南侵,结果许多家庭妻离子散,许多百姓惨遭屠杀,第五段开始至第八段都是关于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的暴行,以及人们对日军的痛恨。至收尾的两段,叙事者赞扬南来父辈的刻苦、坚强,同时也冀望后人毋忘前人的开发贡献。

这样的结尾与流传于中国的“过番歌”各异其趣。过番歌常见的情节一般是妻送夫乘船过番,临别依依;在南洋的新客历尽磨难,规劝乡人莫步其后尘,犯险南来;或是过番游子衣锦还乡,修路建房。《唐》虽同样诉尽劳动之苦,叙事者却已隐隐预设其后代子孙将扎根本土,继承前人的开发建设。

这首山歌中的用词生活化,番薯、芋头、糟麻、咸菜皆是当时物资贫乏的客家人常食用菜类,用以比喻橡胶树树身周长的八角碗也是日常用品,不加修饰地把它们唱出乃民间文学特色。

至于称妻子为“番婆”,用“亚姆(母亲)翻嫁郎”诙谐地形容喜悦之情,放在今日的语境来看,或可解读为性别歧视,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人的语言习惯。(马来半岛部分客家方言使用者称未婚女性为“妹仔”,称妻子或已婚女性为“番婆”,其中有无歧视成分,可讨论。)

七字四句山歌形式

从形式上来看,《割》和《唐》分别有8段和10段,每段4句,每句以7字为主,再添加衬字,像语气词“哪”、“哦”、“嘿”、“唉呀”,句首的 “ 厓话”、“你话”、“渠话”、“亚叔”,句中的“又”、“就”、“就来”、“真真係”等等。有的衬字是为了让演唱时发声更顺口;也有的衬字是为了补充内容,让叙事更清楚,如日军入侵和宣布投降的日期。(唱词中日本入侵马来亚的日期12月28日可能是记忆之误,应是指12月8日日军登陆吉兰丹。)

两首作品中,《唐》比《割》用了更多衬字,看起来形式更不整齐,但整体仍不离4句7字形式。若取去衬字,唱词都可还原为七字,意思仍大致可理解,下引《唐》的第五至第八段为例:(5)好介光景唔久长,日本鬼仔打南洋,妻离子散又逃亡,港门同胞杀到光;(6)日本鬼仔冇天良,杀人放火乱开枪,凄惨灾难冇天日,冤情何处去升堂;(7)日本鬼仔早灭亡,害到人间按凄凉,阎王殿上来审判,世上人间记心肠;(8)日落西山夜茫茫,孤苦凋零苦思量,日本鬼仔投降日,船头挪北探家乡。

属于本土的客家山歌

两首唱词里,也可发现不少客家山歌常见的程式和套语,这是民间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与文人文学煅字炼句、处处强调原创相异,民间文学往往是在群众已有的集体口头创作基础上再注入新元素,字句不避口语、不避重复。若文本读者/听众不懂得辨识其中的口头性和集体性,纯粹以书面文本的审美标准去阅读/聆听之,便难以领略其中之美。

在《割》和《唐》中,创作者所注入的新元素无疑是过洋、割胶、日据等本土经验,那都是属于马来亚/马来西亚的民间记忆,即使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甚或是目不识丁者,都共享着这份集体记忆。

数年前,笔者曾纪录家中祖母会唱的客家山歌,在她的脑海里同样也有一首关于割胶的对唱山歌,如下:(1)百样工夫你唔做,专门爱做割树仁,朝朝背只包吊仔,好像街上攞食人;(2)百样工夫厓唔做,专门爱做割树仁,朝朝背只包吊仔,好像街上读书人。(凭音记字,个别的字可能不是客家话本字。)

这首山歌曾流传于1940年代森美兰和雪兰莪交界的万宜胶园一带,只有两段,未曾上学的祖母应只是口头传承了民间文学而没有在其上添加个人创作。与之相比,《割胶山歌》的篇幅明显更长,不只有歌名,而且歌名中还用了书面语“割胶”而不是客家人惯用的口头语“割树仁”,由此可看出那是更有意识的文学创作。

这类流传于民间的本土客家山歌或其他方言歌谣应该还有不少,家中有长辈的读者不妨从他们身上寻找线索,自发地记录活态文本,或尝试联系民间文学爱好者,合作共同采集,相信这可更好地填补本土民间文学史的空白。

民间文学的价值

当然填补空白、丰富资料库并非采集民间文学的主要目的,本土民间文学之价值也不为了聊备一格,图个人有我有。

像《割》和《唐》这样的文本,它们更重要的价值是让今人不忘过去,从乡音中模模糊糊地辨认出我们父辈、祖辈、曾祖辈留下的劳动身影,重新认识他们生命中的苦乐,从而也更深刻地体认如今我们所享受的都是移工先辈们“捱出来”的物质成果。

这份体认可让我们变得更有同理心,在更珍惜先辈的记忆和贡献之同时,也更懂得珍惜所有劳动者的记忆和贡献。

参考资料:

苏庆华《闽、客、琼、潮、粤:五大方言〈过番歌〉研究》(吉隆坡:商务印书馆,2014)。

Walter J. Ong, Orality & Literacy .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2.

李成钢,业余文史爱好者。



光华日报

华人成功之道

5/12/201717:55

文:张木钦

华人是可怕的经济蚂蚁,郭鹤年回忆录说。

蚂蚁有本事在大地上筑起一个个蚁丘,蔚为奇观,但没有人知道多少蚁丘被扒了,多少被铲了。我们看到的是劫后奇观。

蚂蚁的成功除了勤劳,还有牺牲。

华人为什么在经济上成功?因为华人能够吃苦耐劳,但我们看到,外劳们也能够吃苦耐劳,而他们并没有成功。

于是有人说是文化,但蚂蚁有什么文化?

蚂蚁有本能,他们能够合群和分工,他们的社会组织严密。

华人一盘散沙,能像蚂蚁吗?华人有什么可怕之处?

几十年前马哈迪出的一本书却提出这样的观点:华人的商业联络网之严密,其他人无法插足。

这观察有道理,华人是最会搞组织的民族,各类社团少说也有好几万,我们看到的是分裂,别人看到的却是团结。

很巧的,研究犹太人的学者说,犹太人的金融力量称霸全球,得力于他们分布全世界的人际联络网。

华人的成功,除了吃苦耐劳,就是联络网,也就是群策群力。

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求人不如求己,凡事不必依靠别人,都是很无奈的说法,不是值得骄傲的志气。



郭鹤年“带”马共“回家”

10/12/201718:17

文:谢诗坚

在郭鹤年的回忆录中,最引人入胜之一的是他促成马共与马泰政府和解,从此消除了森林战争。

但有关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却因为有了马共的存在而一度阻碍了两国人民的正常往来。因此我们借助《郭鹤年回忆录》来了解战前与战后马来亚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孙中山于1906-1910年断断续续来到马来亚鼓吹中国革命之外(最后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而走向共和),下来就是华人南来的络绎不绝而结下马中血脉之情。

比如郭鹤年与陈平是同时代但完全不同背景及身世的两个人,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福州人。

郭鹤年的父亲郭钦鉴于1909年南来,而在1920年与郑格如(大学生)结婚,在1923年10月6日诞下了郭鹤年。

陈平原名王文华(1924-2013),父亲王声标是福州的福清人,于1918年在新加坡结婚,后来移居霹雳实兆远。1924年10月21日,王文华诞生,在时间上只比郭鹤年小一岁。王文华后来支持中国对日战争,并在1940年成为马共候补党员(马共是在1930年由胡志明(越南主席,当时化名阮爱国)在森州的瓜拉庇捞暗中成立的)。

1938年,混进党内的大特务莱特成为马共的总书记,他也在1940年后委任王文华负责霹州党务。此时王文华化名为“陈平”。在2013年9月16日逝世,终年89岁(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成立日,也是李光耀的诞生日)。

虽然陈平与郭鹤年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从政而且是在1948年后成为马共总书记;另一个从商,拥有过人的经济头脑。但在他们之间还有一重特殊的关系,就是郭的二哥郭鹤麟在1948年加入马共,出任宣传主任,成为陈平的属下。不幸在1953年遇伏身亡,终年30岁。

在1955年的马共与马政府在华玲举行和谈是得到中国及苏联的首肯,可是时机完全不对办,加上英国的从中阻扰,也就各交白卷,马共又再回森林从事游击战争(郭鹤年当年并未介入其中)。

六十年代初期,陈平一行到中国“定居”,他在1961年7月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同行的有章凌云和慕沙阿默德,双方就东南亚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说,东南亚就要经历一场巨变,而中共将支持马共的斗争,但陈平认为情况有待马共商讨。

1965年,毛泽东特别安排陈平一行从北京到湖北省首府会面,以了解马共的想法。这个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共与马共未有达成正式的协议。

倒是在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马共代表时,显示出中国将对兄弟党的政策有所改变。

果然在1967年初康生(中央联络部长)与马共对设立马共电台事达成共识,当时中共有作过统计,指说自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已有超过5千名马共党员被流放到中国,如果将马共的支持者和家庭成员计算在内,截至1966年的人数共有两万人。

经过多次商讨后,毛泽东又于1967年的正月底再会见陈平一行人,地点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讨论结果是由康生一手操办马共电台设立之事。

就这样,马共被安排将办事处迁往湖南,地点在戒备森严代号“691”的军事区内。马共的广播电台就设在山的一边向下挖掘而成的地下室,附近有一座楼房,用为马共的行政权。

经过数月筹备妥当后,马共电台终于在1969年11月启播,命名为“马来亚革命之声”。

陈平说,电台草创时期,用三语(马来语、华语及淡语)广播。在成功吸纳大学生后,又增加英语广播。

事情的变化终于到来。这一年(1974年)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他要完成马中建交的艰辛任务。因为自从1971年开始,马中之间的商贸团及体育团已相互往来和交流,使到马来西亚决心在解决马共问题前,先与中国建交,以实现他的中立与不结盟外交政策,一改东姑的绝不与共产国家建交的方针。

在这方面,当敦拉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至少有8次提及中共与马共的关系,这是中国驻马首任大使王幼平在陪座时,所听到马国总理对马共的事宜格外重视。

毛泽东的答复是:这只是党对党的关系,与国对国的关系无关,而此时中国愿与马国政府缔结邦交,不会因马共问题产生阻力。

随着四人帮在1976年倒台及1978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准备与各国广交朋友,也就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包括李光耀的劝告下,于1981年6月31日经邓小平拍板,停止了马共的“革命之声”的电台广播。也是在同一天,位于马泰边境基地的马共“民主之声”开播了,取代了“革命之声”。在陈平的回忆录中也有透露邓小平劝请马共寻找方案另谋出路。

也就是在1987年左右,郭鹤年被邀请协助解决马共问题。于是在特殊安排下,拉欣诺(时任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及姚光耀(马政治部副主任)飞到香港会晤郭鹤年,后者就安排他们参加一个宴会,并特别安排一个角落的桌位与中共代表会谈。双方经过坦诚在交流有了良好的进展,马共也对这样的安排有所满意。

到后来,郭鹤年为了达成协议,也在文字上特别被安排在广州与中共资深领导会晤,彼此对达成协议的字眼做最后的推敲。

1989年12月2日,郭鹤年终于完成一生中的另一个“壮举”,让马共成员走出森林,快乐“回家”。1990年正月,马共的“民主之声”也全面停播(这就是郭鹤年所说的,他也促成马共电台在签和约后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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